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成都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决定
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成都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决定
（2002年1月17日成都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2002年3月30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成都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对《成都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条修改为：“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在开工前十日内，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屋拆迁许可证》或《房屋结构装修安全许可证》等有关证件和产生建筑垃圾数量、种类及建筑垃圾处置计划等资料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
二、第十一条修改为：“施工单位应加强施工现场及周边环境卫生管理，实施打围作业，封闭施工，硬化工地出入口道路，对驶出工地的车辆应进行除泥除尘处理。从事道路或管线施工的，应将施工区域有效隔离，防止建筑垃圾扩散污染道路。”
三、第十二条修改为：“零星装修或维修房屋等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堆放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指定的临时堆放点，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清运，清运费用按规定标准收取。”
四、第十四条修改为：“工程竣工或房屋拆除后，施工单位应在十五日内将建筑垃圾全部清除（占道施工的应工完场清），并报经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验收。”
五、删去第十六条。
六、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应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保持箱体完好、整洁，密闭运输，运输过程中不得撒漏。”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不得超期使用，不得租借、转让、涂改。”
七、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单位和个人设置建筑垃圾处置场，应符合城市规划和市容环境管理有关规定，经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并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后方可投入使用。
“城区范围内的，由市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验收；在其他区（市）县范围内的，由当地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验收。”
八、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清除污染，可并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未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的；
（二）租借、转让、涂改或超期使用《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的；
（三）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
（四）运输建筑垃圾撒漏的；
（五）零星装修或者维修房屋等产生的建筑垃圾，乱倾乱倒、乱堆乱放的。”
九、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并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四）未实行密闭运输的。”
十、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修改为：“（二）设置建筑垃圾处置场未经验收投入使用的；”
十一、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改为：“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行为之一或第二十六条行为，且拒不改正的，可责令其暂停处置建筑垃圾，直至责令暂停施工或强制封闭处置场。”
十二、删去第三十六条。
十三、将条文中的“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个别文字作相应的修改并对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成都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附：成都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2002年修正本）
（1998年4月17日成都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1998年8月30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 2002年1月17日成都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2002年3月30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批准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成都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提高市容环境卫生质量，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四川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筑垃圾，是指建设、施工单位或个人在进行新建、改建、扩建、铺设或拆除、修缮、装修等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渣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本市城市范围内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建筑垃圾，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本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职能部门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市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
区（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
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建筑垃圾的管理。
第五条 建筑垃圾处置设施由市、区（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需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多渠道筹集资金建设。
支持和鼓励单位或个人投资建设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并实行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
第六条 支持和鼓励用建筑垃圾回填还耕和再生开发利用。
第七条 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处置建筑垃圾的义务。需运入建筑垃圾处置场所的，应交纳处置费。
第八条 产生、收集、运输、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及时消除建筑垃圾污染的义务。
由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人员车辆等代为消除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九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有权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
第二章 收集、运输和处置管理
第十条 产生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在开工前十日内，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屋拆迁许可证》或《房屋结构装修安全许可证》等有关证件和产生建筑垃圾数量、种类及建筑垃圾处置计划等资料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
第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加强施工现场及周边环境卫生管理，实施打围作业，封闭施工，硬化工地出入口道路，对驶出工地的车辆应进行除泥除尘处理。从事道路或管线施工的，应将施工区域有效隔离，防止建筑垃圾扩散污染道路。
第十二条 零星装修或维修房屋等产生的建筑垃圾，应堆放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指定的临时堆放点，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清运，清运费用按规定标准收取。
第十三条 收集建筑垃圾应文明作业，不得与生活垃圾混装，不得乱抛乱扔，乱堆乱放，并及时清运。确需在施工现场暂时存放的，应在场内选点集中存放，并有效遮盖。
第十四条 工程竣工或房屋拆除后，施工单位应在十五日内将建设垃圾全部清除（占道施工的应工完场清），并报经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验收。
第十五条 从事建设垃圾运输、处置经营业务的，由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资质审查。经审查合格的方可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纳入统一管理。
第十六条 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应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保持箱体完好、整洁，密闭运输，运输过程中不得撒漏。
《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不得超期使用，不得租借、转让、涂改。
第十七条 建筑垃圾应倾倒在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指定或核定的处置场地，不得乱倾乱倒，不得倒入生活垃圾处置场。
第十八条 需建筑垃圾回填的，可到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申报所需数量、种类、回填地点、时间，由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安排调剂。
第十九条 《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以及建筑垃圾运输、处置经营业务资质审查，在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区（以下简称城区）范围内的，由市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在其他区（市）县范围内的，由当地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第三章 处置场的建设和管理
第二十条 单位和个人设置建筑垃圾处置场，应符合城市规划和市容环境管理有关规定，经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验收合格并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后方可投入使用。
城区范围内的，由市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验收；在其他区（市）县范围内的，由当地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验收。
第二十一条 建筑垃圾处置场四周应设置不低于二米的实体围栏；应设置防尘、防污水外溢、消杀蚊蝇等设施；应配备专人管理，保持场内整洁，防止对周围环境的污染；禁止入场拾捡废旧物品。
第二十二条 建筑垃圾处置场不得处置工业垃圾、生活垃圾或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废物。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清除污染，可并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运输建筑垃圾的车辆未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的；
（二）租借、转让、涂改或超期使用《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的；
（三）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
（四）运输建筑垃圾撒漏的；
（五）零星装修或者维修房屋等产生的建筑垃圾，乱倾乱倒、乱堆乱放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清除污染，可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一）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或建筑垃圾扩散污染周围环境的；
（二）收集建筑垃圾乱抛乱扔，污染环境卫生的；
（三）建筑垃圾处置场对周围环境卫生造成污染的；
（四）未实行密闭运输的。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限期补办审批手续、恢复原状、清除污染，可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办理《建筑垃圾处置许可证》处置建筑垃圾的；
（二）设置建筑垃圾处置场未经验收投入使用的；
（三）建筑垃圾处置场处置工业垃圾、生活垃圾或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废物的。
第二十六条 对乱倾倒建筑垃圾或运输建筑垃圾撒漏大面积污染道路的，由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限期清除污染，可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污染特别严重的，可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从事违法活动的工具和物品先行登记保存。
第二十八条 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行为之一或第二十六条行为，且拒不改正的，可责其暂停处置建筑垃圾，直至责令暂停施工或强制封闭处置场。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条 罚款的款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受城市建筑垃圾污染损害的单位、个人，有权要求依法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由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主持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二条 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应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阻碍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建筑垃圾处置费的收取及其收费标准由市市容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报经省财政部门和省物价部门审批后执行。收入所得专款用于建筑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的“法务会计”课题研究为什么会失败[1]
于朝
笔者用“法务会计研究失败”作为本文标题，一些学者可能会提出异议，毕竟我国从该名词见诸刊物至今的十年内已经发表了300多篇文章，还有近10本的书籍，总字数已经超过300万字。发表文章的总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司法会计学几十年发表文章的总和。这些“研究成果”还给一些学者、大学带来了许多功名和可观的利益，似乎已经取得了“学术”和财富的双丰收。还不仅如此，一些大学甚至已经开设的本科方向、硕士研究生班，还培养了几位博士。但是，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评价“法务会计”研究所取得的这些不菲成就，可能就会得出另一个结论——研究失败了。
一、中国“法务会计”取得“丰硕成果”的主、客观因素
第一，概念炒作。许多“法务会计”作品都采用了商业广告形式进行包装和宣扬“法务会计”。比如：“二十一世纪的会计——法务会计”、“财务舞弊的克星——法务会计”、“注册会计师是看门狗，法务会计师是警犬”、“司法会计仅限于大陆法系国家所用名词，法务会计则是全世界通用名词”、“法务会计=会计+法律”、“法务会计师=律师+会计师”等等。这种广告宣传的效果相当明显，起码让会计学界的一些人士感到了这一新“专业”的光明前景，甚至连法学界的个别学者也被忽悠起来了。
第二，名人效应。最先炒作这一概念的是三位分别来自法学界和会计学界的知名学者。由于法学界大多数学者都知道Forensic accounting的含义，因而在法学界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会计学界则不同了，由于会计学界的绝大部分学者都不清楚Forensic accounting的词义，加之高速膨胀的研究人才队伍和课题资源“枯竭”所形成的科研课题的“卖方市场”，再由名人推销，“法务会计”自然也就会成为被会计学界追捧的紧俏货。
第三，浮躁的学术环境。概念炒作、名人效应等招数本应是商界的一套经营策略，在追求真理的学术界应当起不了多大作用。但近十年来我国浮躁的学术环境，却使得这种商业运作模式能够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也促就了一些“垃圾课题”的繁荣。以“法务会计”为例，如此之多的“法务会计”研究成果，如果剔除从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抄袭来的内容，其也就只剩下“法务会计”的概念、概念比较、发展建议等空洞的内容。花了十年的时间，耗费了数百学人的精力，就取得了这点空洞的“理论”成果，你能说这个课题的研究没有失败吗？[2]
尽管一些学者“法务会计”论文的瑕疵颇多，但笔者丝毫不怀疑其中一些具备高学历以及高级职称的学者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如果从整个“法务会计”课题成果看，实际上绝大多数具有论证内容的“法务会计”作品（含文章和书籍）几乎都存在相同的瑕疵（这也许会让人有点不可思议）。换句话说，整个“法务会计”课题研究的失败或许是导致学者们发表的“法务会计”作品出现大量瑕疵的学术背景原因（学者们错选了课题）。那么，为什么“法务会计”研究会走向失败呢？笔者以为，除了受不良学术氛围的影响外，“法务会计”课题的自身虚伪性、引用国外瑕疵资料、研究方法不当等，是导致这一课题研究失败的主要学术原因。
二、“法务会计”课题的虚伪性表现
探讨“法务会计”课题的虚伪性问题，首先便涉及到“法务会计”名词的来源问题。中国90年代末以前没有这个名词，被“法务会计”研究者们推崇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没有这个名词，那么这个名词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如果是中国人创造的，那么是谁又为什么创造的呢？据笔者了解，截止到目前为止，除有司法会计学者撰写文章探讨过“法务会计”一词的来历外，还没有哪位“法务会计”研究者解释过这个名词的渊源。但有一点应当是明确的，“法务会计”研究者中肯定有学者知道为什么将Forensic accounting翻译为“法务会计”，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还没有公开罢了（笔者可提供参考的是：日文将Forensic accounting翻译为“ほぅむかぃけぃ法????”，而这个日文名词翻译成汉语则是“司法会计”）。把“法务会计”列为课题，连这个名词的来源都不清楚，你能说这个课题是实在的吗？
这里给读者一点提示：几乎所有的“法务会计”作品都不解释舞弊审计理论结构与“法务会计理论结构”的差异、舞弊审计活动与法务会计活动的差异。为什么？一解释恐怕就会露馅。这一点证明起来非常简单：中国目前已经发表的“法务会计”书籍，无非采用了两种理论模式，一种是抄袭美国舞弊审计学的理论体系及主要理论内容，二是抄袭中国司法会计学的理论体系及主要理论。抄袭形成的作品与所抄袭内容通常有两点差异：第一，抄袭美国舞弊审计学模式的，通常会使用Fraud Examination（舞弊审计）一词的近似汉语翻译方法（如“舞弊检查”、“欺诈检查”等），并将舞弊审计学中的最后一部分《专家证言》改称法务会计鉴定（或法务司法会计鉴定等），在最后这部分中除抄袭一点美国专家证人资料外，理论上基本上抄袭了中国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研究成果。第二，抄袭中国司法会计学理论体系的，则只是把司法会计一词改为“法务会计”，将司法会计检查理论的某些内容用舞弊审计学的理念加以修正。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如果将舞弊审计与“法务会计”进行理论系统比较，人们自然会发现“法务会计”原来就是舞弊审计。这种用舞弊审计学、司法会计学（的部分内容）拚接所形成的“法务会计”，你能说它不虚伪吗？
Forensic accounting一词本来就是指“司法会计”——这是一门已经存在多年并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的学科。学者们喜欢“创新”，将其改称“法务会计”本也无可厚非——因为在“法务会计”一词出现之间中国的司法会计一词就已经有了“法律会计”、“法会计”、“诉讼会计”、“司法审计”等等若干别称，再多一个“法务会计”也无所谓。但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法务会计”倡导者们并没有按照Forensic accounting原意去定义这一概念，而是通过偷梁换柱，把Forensic accounting定义为“非司法会计”概念，然后再用这个“修正”后的概念与司法会计概念进行比较，这样就可以创立一门新的非司法会计的学科了。这种作为在学术界应当属什么性质的作为笔者就不去评价了，但会计学理论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常识：会计学本身对会计的定义是五花八门的，而会计学并没有因此而被分离为不同的学科。通过修正司法会计定义炮制而成的“法务会计”新学科，你能说它不虚伪吗？
“法务会计”命题的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先将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一词（Forensic accounting，可直译为法庭会计）翻译为“法务会计”，然后全盘抄袭这些国家的舞弊审计研究成果作为“法务会计”的内容。由于该命题本身具有虚伪性，因而任何论证该命题的人都无可避免地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
然而，“法务会计”课题本身的虚伪性却也诱导了不少学者在模糊不清的概念下进行相关理论研究，这种所谓的理论研究能取得真理性的学术成果吗？可以说，“法务会计”课题的虚伪性，是导致该课题研究最终走向失败的学术根源。
三、照抄国外带有瑕疵的“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形成以讹传讹
国内“法务会计”作品的一大特点，就是都喜欢引用英美法系国家“Forensic accounting”的作品，且多数情况下都是直接作为研究成果予以引用或作为论证结论的根据，这是造成“法务会计”研究成果中出现谬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外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与国内司法会计作品有一点是相似的，即有些文章、书籍所表述的内容仅是作者的工作体会或做法，并非是学科理论研究成果。
我们先谈理论引用问题：由于理论研究的程度不同，国内外有些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者，或多或少的都会按照舞弊审计的思路研究司法会计的概念或工作内容，因而其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将舞弊审计与司法会计混为一谈的观点比比皆是[3]。产生这类观点原因主要是一些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者出自审计学或会计学专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学者受惯性思维或司法实践经验的某些影响，很容易在司法会计的概念、方法、程序方面出现理论瑕疵。英美法系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往往缺乏司法会计系统理论的指导。另外，即使国外的研究成果中没有瑕疵，而“法务会计”研究者如果没有按照其理论原意理解的话，也会导致自己的研究成果出现瑕疵。我们举个例子：国外的作品中往往将舞弊审计与司法会计并列介绍，这本身只是从舞弊审计师执业范围角度来介绍其可从事的两项主要工作。最近有“法务会计”研究者惊讶地发现，国外有关“调查会计和诉讼支持”的说法，与我国司法会计“二元论”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一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Forensic accounting和司法会计本来就是同一事物。但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也许会发现：“二元论”中的司法会计检查只是诉讼调查的组成部分，绝对不是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舞弊审计活动（调查会计）；司法会计鉴定也绝对不是舞弊审计专家证人的证言。也就是说，司法会计学不是舞弊审计学。但如果国外学者不加分析的把“二元论”当作舞弊审计学研究结果给引用了，同样也会导致其有关舞弊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的瑕疵。
再讲案例的引用问题，国外介绍舞弊审计案例比较注重的是技术方法的使用，有时也会把审计结果与法院的判决依据混为一谈，比如：英美法系国家的舞弊审计师的专家证言往往会超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范围（中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但对超出的部分法官并不作为判决依据。但是，法官没有将审计报告超出鉴定意见的作为依据，并不是讲法官的最后判决与其没有采用的部分审计意见必定有差异。如果有差异，案件介绍则不会导致读者的误解，但如果没有差异，则读者可能就会误认为法官是依据了这部分没有被采纳的意见作出的判决。举个例子：舞弊审计报告认定某人贪污了多少公款，这部份报告内容显然已经超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范围，但报告中的其他相关证据可能会被法官引用，且法官最后判决也是确认某人贪污了多少公款，这样的案例读者如果不加分析或深究的话，就会误认为舞弊审计报告认定某人贪污多少公款的意见被法官采信了。
国外的很多“Forensic accounting”作品会存在着瑕疵，而国内的“法务会计”研究者又常常不分伯仲的大量加以引用，在研究中不仅没有发现这些瑕疵，反而通过推导放大了瑕疵。本来这类“法务会计”瑕疵已经很严重了，国内的其他学者还要根据这些存在瑕疵的作品再进行发扬光大，推导出谬误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有两个：一是关于法务会计理论构成的，有知名学者将国外的司法会计专业的课程体系当作“法务会计”理论结构介绍给国内读者，而国内读者则将其发挥成“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理论体系”差异；二是有关“法务会计师”与司法会计师服务对象、立场等不同的结论，就是依据国外的舞弊审计案例，或者国外学者将舞弊审计实务当作Forensic accounting实务介绍的案例。总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是“法务会计”课题研究走向失败的研究手段原因。
四、无法选择正常的理论研究方法
眼下，无论是会计学界还是法学界，实证研究都是颇为时髦的话题。如果追查一下实证研究的时髦原因，人们便会发现实证研究实际上是规范研究达到一定水平后为求得理论能够继续发展而产生的一种需求。现代实证研究通常需要以规范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念、方法作为依据和“靶子”，当这类依据和“靶子”在会计学、法学中积累到一定量时，就需要提倡通过实证研究来找出规范性研究的不足，进而推进理论研究的发展。可惜的是，目前“法务会计”的实证研究所缺乏的正是规范性研究的成果。缺乏依据和“靶子”，使得“法务会计”实证研究步履维艰。
如果再深究一下“法务会计”的规范性研究能否提供这样的依据或“靶子”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舞弊审计与司法会计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社会活动，通过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个学科——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而“法务会计”仅采用其模糊的定义作为规范性研究的起点，也就只能将两者进行“理论拼盘”，但两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拼盘”的结果只能是出现一只“麋鹿”。这也是几乎大多数“法务会计”作品都会存在着逻辑错误现象的根源所在。
“法务会计”研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如果采用实证研究，会缺乏必要的规范研究结果作为其依据或“靶子”；而如果进行规范研究，又无法取得独立的研究成果。那么，“法务会计”研究者只能另辟蹊径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研究方法之前，“法务会计”课题研究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五、“法务会计”课题研究何处去
中国的“法务会计”课题研究失败了，但并非说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一无是处。首先，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吸引一大批会计学者关注了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为中国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网络了人才，向笔者会大大促进中国在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其次，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化了很大的精力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舞弊审计和司法会计的理论与实务的研究资料，可供我国学者在研究这两个学科时参考。笔者作为司法会计学研究者对这些学者的贡献表示赞赏和谢意[4]。
课题研究的失败，虽然给一些真正想做学问的学者造成了时间上、精力上的一些浪费，但学者们也应当积累了一些研究经验和教训以及舞弊审计学和司法会计学的知识。这部分学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兴趣，重新确认自己的研究目标。或者研究舞弊审计学，或者研究司法会计学，这两个学科在我国都有其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笔者建议，如果继续研究“舞弊审计学”的话，最好直接引用英文名词Fraud Examination，而不是Forensic accounting；而如果研究司法会计学的话，则完全可以继续使用英文名词Forensic accounting，这样就名正言顺了。
六、结束语
笔者愿意再次重申已经发表过的下列建议和批评“法务会计”的动因解释，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尊重我国已经约定俗成50多年的专用名词——“司法会计”。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涉及的类似事物大都被冠以了“司法”二字（如“司法鉴定”、“司法会计师”），司法鉴定管理制度中也已使用“司法会计鉴定”一词。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司法会计改称“法务会计”，不仅操作起来有麻烦，也不便进行学术交流。
2．系统的探究一下我国司法会计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其发展历程——尤其是较为成熟的 “二元” 司法会计理论体系，起码可以避免重复研究。会计学者们如果能在批判的继承已有司法会计理论研成果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专长，投入到司法会计实务理论的研究之中，不仅会大有作为，而且还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科学性与合法性兼备的司法会计鉴定操作理论，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标准，也为司法会计专用技术标准的制定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撑。
3．在我国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历史上，由于缺乏基本理论的指导，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弯路，历史上形成的一些错误理念对司法实践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仍在延续，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笔者一直关注“法务会计”的发展，也就“法务会计”的词源、理论构成、对学术和实务的不良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过探究和批评，目的仅是为了整合我国司法会计学的研究力量，防止研究者重复当年司法会计学研究所走的弯路。本文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5]，但在文字表述方面可能有些直白，还望学者们谅解。
文章注释：
[1]本文节选于《从两篇博士论文看中国“法务会计”课题研究失败的原因》，略有改动。文章来源：司法会计博客，http://blog.people.com.cn/blog/s/22875
[2]好在“法务会计”目前尚主要是在学界进行炒作，除了造成学术上的一些混乱和对大学生、研究生们带来了更多的疑惑或不良影响外，还没有触及司法实践。如果把舞弊审计理念完全用于司法实践的话，那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起码会导致违法的甚至虚假的司法鉴定意见的泛滥。限于本文篇幅，实践问题当另文探讨。
[3]如果“法务会计”研究者对中国现存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情况稍加关注，就会发现仍有很多司法会计学者也都在试图通过借用舞弊审计理论将司法会计活动独立起来，这样一来，司法会计师就可以独立的解决“法律问题”，进而提高司法会计师的社会地位，但这样做肯定是违反诉讼法理和法律的。
[4]笔者研究司法会计学20多年来，除了网络外，基本上没有机会接触和考察国外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真正对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的考察，还是借助于“法务会计”研究者给提供的资料，而且通过这些资料的研读还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中国Fraud Examination的理论研究成果较比英美法系国家领先了一步。
[5]为了表示对研究“法务会计”课题的学者们的尊重，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本文在引用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和做法时，均未注明相关“法务会计”文章或书籍的名称、作者姓名及作品出处，这样做可能不符合相关学术规则，也请学界体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