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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资优惠制度利弊分析与重构探究

沈木珠
一

中国外资优惠制度是根据中国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和优惠关于各种优惠待遇的规定和实践而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些优惠待遇的规定既分散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中，也分散在国务院及各部委发布的全国性或区域性法规之中，还有相当数量和更为优惠的规定则分散在各种地方性法规和地方优惠政策之中。纵观其规定，中国外资优惠待遇的内容和适用范围是极为广泛的，基中主要包括：

第一，税收优惠。该项优惠是中国外商投资法律、法规优惠待遇规定和地方优惠政策的重要内容。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特殊优惠的待遇，即凡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均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则减按２４％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其项目如属于技术、知识密集型的，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回收投资时间长的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税率也减按１５％征收。还有，从事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符合资金和期限要求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的生产性和从事基础设施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也都运用１５％的税率。除上述税率上的优惠外，外商投资企业还可因投资行业、经营期限、投资数额和产品出口比例符合法律要求而分别再享受“五免五减”、“二免三减”、“一免二减”或减按１０％的税率征税或者再投资退税等特殊优惠待遇。在流转税方面，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即实行新税制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但１９９３年前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因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而增加税负的，则可退还多缴纳的税款。在免税方面，外商投资企业进口作为出资的机器设备、生产用车辆和办公设备、出口产品的原材料、物料、个人自用的合理数量的交通工具和生活用品均免征进口关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凡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其他部门工作的外籍人员（包括华侨、港澳同胞）的工资、薪金所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减半征收。

第二，土地使用优惠。根据全国性法规和上海、深圳、海南等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外商在中国境内投资需要使用土地的，可以在土地使用费用和土地使用时间上享受优惠待遇。外商投资企业如属技术先进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的（下称两类企业），其土地使用费（大城市市区繁华地段除外）按以下标准计收：（１）开发费和使用费综合计收的地区，为每年每平方米５至２０元；（２）开发费一次性计收或者两类企业自行开发的地区，使用费最高为每平方米３元。这些费用，地方人民政府还可酌情在一定期限内免收。在上海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如被确认为两类企业，其用地如在非繁华地段的，从其被确认年度起３年内免缴土地使用费；如其用地在繁华地段的则从其被确认的年度起按规定标准的下限费额缴纳土地使用费，筹建期间按规定标准的下限费额减半缴纳。在深圳、海南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发土地期间和企业基建期间，按收费标准的３０％缴纳土地使用费；企业经批准用自筹资金填海增辟的土地，免缴土地使用费１０年；属两类企业的用地，则还可享受“五免五减”或“五免三减”待遇。另外，深圳、海南经济特区外商使用土地的期限最长可达７０年，具体年限按不同行业或建设项目予以确定。

第三，外汇管理优惠。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在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督下，可以相互调剂外汇余缺。为此，1９８５年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了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截止１９９３年底，全国已有１８个城市开办公开调剂市场，建立了１00多个外汇调剂中心。为外商投资企业解决外汇收支平衡提供了方便。再者，外商投资企业还可以其自有外汇或从境外借入外汇（指美元、日元、港元、德国马克和英镑）作抵押，向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其他银行申请办理人民币贷款。企业贷到的人民币款项可以直接用于支付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费用，也可用于纳入计划的国家资产投资。

第四，产品销售、物资供应优惠。产品销售优惠主要体现在增大内销比例和以产顶进两个方面。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实行以外销为主原则的同时，还贯彻以市场换技术或以产顶进的方针，如其产品属国内需要进口的紧缺产品，采用国内原材料、元器件生产的产品或外商提供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的产品，经有关部门批准并照章纳税后，可以适当增大内销比例。凡符合下列条件的技术先进企业，均可申请以产顶进：（１）确属国内需要的技术先进型企业、合作企业的产品，投产初期，在实现国产化进程中，外汇平衡出现暂时困难的；（２）技术先进型合资、合作企业的产品属于目前和今后几年中央、地方和部门需要进口的；（３）申请以产项进的产品规格、性能，交货期限和技术服务、培训应符合国内用户需要，产品必须经过国家级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鉴定，确认达到同类进口商品的质量标准，原则上价格不高于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在物资供应方面的优惠主要是价格优惠，即我国供应外商投资企业的物资（除黄金、银、铂、石油、煤炭、木材必须按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或外贸部门所提供的市场价格计价，以外币或人民币支付外）与我国国有企业一样，按国内现行价格计算，并以人民币支付。另外，某些地方性法规，如《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物资采购和产品销售办法》还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上海市采购其所需物资，在同等条件下，各物资经营单位或企业应优先满足两类企业的需要。

第五，劳务费用优惠。劳务费用是指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和用于其他社会保险基金、福利费用和住房补助基金外，免缴国家对职工的各项补贴。〔1〕《上海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条例》第３１条的规定就是关于两类企业免缴上述各项补贴的例子。

第六，水电等条件优先提供。凡属两类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水、电、运输条件和通信投资设施都可得到优先提供，并按当地国有企业收费标准计收费用。〔2〕
二

中国法律给予外资的优惠待遇是多方面的，其适用范围和优惠程度是相当广泛和极其特殊的，普遍优惠适用于中国境内设立的所有外商投资企业；而特殊优惠则适用于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别区域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投资行业、投资数额和经营期限等符合法律要求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国对外资实行的优惠制度，特别是税收优惠制度，在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通过利用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扩大了就业，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毋容置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不同企业、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待遇制度的矛盾，优惠待遇制度与国民待遇原则的矛盾等已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待遇因企业性质和区域不同而异。例如，设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码头建设的合资企业，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的生产性和从事基础设施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的符合资金和期限要求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等均按１５％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而设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则按２４％的税率征收；又如，凡已经按１５％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两类企业则减按１０％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再说，凡属于生产怀企业或投资行业、投资数额、经营期限、产品出口比例等符合法律要求的还可再享受减句税或退税等特殊优惠待遇。这种优惠待遇的给予，不仅人为制造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差别，而且也制造了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差别。另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虽然也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但１９９３年前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如因征收以上税种而增加税负的，则可申请退还多缴纳的税款。再者，外商投资企业进口作为出资的机器设备、物料、企业自用运输工具、办公用品等均免征关税，使外商投资企业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但内资企业却不能享受这些优惠待遇，从而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能力。

其二，外商投资企业享有进出口经营权和免领进口许可证。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自用的生产物品，企业所需的设备、原材料和其他物资，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均免予办理进出口许可。〔3〕而内资企业想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否则企业想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并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许可，否则不得经营对外贸易。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作为出资而进口的设备和物料，在其批准经营范围内，为生产内销产品和国内经营业务所需进口的设备、生产用车辆和各种料件，进口本企业自用的、数量合理的非生产性物品，只要不属于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均免领进口许可证，海关凭批准成立企业的文件、合同或进出口合同验放；更甚者，外商投资企业为生产出口产品所需进口的设备、生产用车辆和各种料件，包括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在内，都免领进口许可证。正是这种特殊的优惠待遇，为一些地方和企业利用作为逃避国家配额许可证管理的一种方式提供了方便。例如，国内钢材市场行情一度呈旺，一些企业即利用这一机会，与某些享有这种特惠的外商投资企业合伙进口钢材，使实际到货数量大大超过许可证发放数量，扰乱了市场秩序。

除此之外，外商投资企业还享有许多国内企业所不能享有的优惠待遇。所有这些优惠待遇由于超国民待遇标准而起到负面作用，导致虚假投资倒卖免税进口物资、假借投资进口逃避国家配额许可证管理、偷税漏税、虚报亏损、设法推迟获利年度等现象的发生。这种实际上的不平等，反过来损害了我国的投资环境。
三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内容是承认个人和企业等市场主体享有独立、自主和平等的权利；建立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价格，保证各种商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遵守国际交往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其中，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它意味着各种主体机会均等地按照统一的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和出售商品，公平地承担各种税负。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呼唤国民待遇的出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它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样，要求对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一视同仁享受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并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使他们同处于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竟争。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中国虽未提及“国民待遇”字样，但实际上中国已在一般民事权利、企业经营自主权、投资活动方面的权利的享受和企业资格的取得、权利的保护以及义务的履行等方面均给予外资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国民待遇。尽管如此，外商投资企业在许多方面享受的待遇与内资企业相比，区别甚大，特别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的税收优惠待遇制度，使其处于“超国民”的地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以及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生效，投资领域已被纳入关贸总协定的体制之内，而国民待遇又是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因此，投资领域方面的国民待遇必然成为一项广泛的国际义务。中国已提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为此目的有步骤地采取各项有效措施步向国民待遇。先是缩小内部差别，改变优惠倾斜方向并拓展外商投资领域。具体做法是，在继续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同时，加快内地省市开放的步伐，给予外商投资的某些优待由地区倾斜逐步向行业倾斜过渡；允许外商投资外贸、金融、保险、航空和运输等领域。进而实行税制和汇制改革。具体做法是，按国际规范改革了流转税，对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增值税，对内外人员工资所得统一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内外资企业按同一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行汇率并轨，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近来，中共中央已明确提出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4〕为此，中国从１９96年４月１日起，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关税免税待遇。但对于在１99６年４月１日前批准的项目在3000万美元以下的可享受1年的宽限期；项目在３０00万美元以上的可享受２年的宽限期。〔5〕这一举措，无疑是削减外资优惠待遇，缩小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待遇差别。

我国的税制改革，采取了逐步调整、逐步削减和逐项取消的做法。理由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并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可能保证内外资企业待遇完全平等。更何况，实行国民待遇还可援引关贸总协定的例外条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因此，在投资领域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各项优惠待遇，同样适用于中国。这说明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并非排除给予其一定的优惠待遇。实践中，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而不同程度地给予外资一定的优惠待遇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理应责无旁贷地根据市场经济国际惯例和乌拉圭回合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调整和修订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包括调整、减少或取消外商投资企业的某些优惠，也包括减少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差别待遇，同时还可考虑提高内资企业的某些待遇来重新构建外资优惠制度。笔者认为，新构建的外资优惠制度可包括如下内容：

１．企业所得税优惠。该项优惠首先体现为税率优惠。我国目前内外资企业统一按３３％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这显然是提高内资企业的待遇。而该税率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３５％）、萨尔瓦多（３８％）、埃及（３９．７％）、马来西亚、新加坡、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埃塞俄比亚和斐济（４０％）、墨西哥和黎巴嫩（４２％）、泰国、印尼、阿根廷（４５％）〔6〕等相比则明显偏低，这对外资来讲，则不失为一种优惠。其次是区域优惠。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浦东新区的生产性和从事基础设施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均按１５％的税率征收；而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则适用２４％的税率征税；凡按１５％税率征税的企业如被确认为两类企业的，可减按１０％的税率征税，以上区域优惠可根据我国区域发展的需要适用于其他区域，以鼓励外商对特定区域的投资。按我国现行某些关于鼓励向特定区域投资的法规的规定，已将各项优惠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7〕再次是行业优惠。为了引导外资投向，在适用以上有关优惠的同时，还可考虑对某些行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减免税待遇。诸如对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新技术项目、工业项目、交通项目、邮电通讯和公用事业等行业还可继续给予所得税减免优惠，以重点鼓励特殊行业的发展，待有关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予以取消。最后是再投资优惠，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如果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用于直接再投资，经营期限不少于５年的，可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４０％税款；如果将该利润用于举办、扩建两类企业，经营期不少于５年的，可申请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所得税税款。

２．拓展外商投资领域。根据中国外商投资法的规定，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商业、外贸、保险、邮电通信；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房地产，信托投资，租赁等行为业是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的，习惯上由国内企业独家垄断，无人与之竞争，其弊端种种，路人皆知。其他行业，虽有竞争，但又不同程度享有国家给予在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方面的优惠，使其具有竞争优势。以上限制和厚此薄彼的做法对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来讲是一种差别待遇。近年来，中国已有限度地向外商开放了金融、外贸、交通和通讯等行业，而对这些行业的开放主要极限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开发区，不利于全局发展。因此，随着国民待遇的全面实行，中国应力争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外商投资领域。

３．放宽内销比例。中国外商投资法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办成产品出口企业，其生产的产品必须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除非产品属于中国急需的或者中国需要进口的，才允许给予较大的内销比例。为了贯彻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原则，在符合国家总体要求和保持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格局的前提下，放宽外商投资企业产品的内销比例（但涉及进口许可和配额管理的产品除外）。特别是对于高科技项目和大财团、大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项目，更应让出部分国内市场，甚至允许其自行确定内外销比例。因为这对中国来讲，是以市场换技术的好办法，而对外商而言，却是一项优惠措施。

４．延长经营期限和扩大经营范围。为了鼓励外商投资和有效地引导外资投向，国家可对那些规模大、风险大和资金回收期长的高新技术项目，农业综合开发和能源、交通、基础工业项目，允许其延长经营期限并扩大与这些项目有关的经营范围。
５．提供优质服务。为外商投资提供优质服务，同样是改善中国投资环境的有效措施，具体包括以下三项：

第一，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程序。长期以来，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一律必须经过立项、申请、审查批准等程序，即实行逐项审批制度。实行该项制度由于程序繁琐、审批时间长而有碍于提高办事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资的引进。因此，中国应当参照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及时改审批制为登记制。在这方面，经济特区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目前，在深圳的外商投资项目只要不属于《深圳市投资导向目录》禁止类和六种除外项目和情形，〔8〕投资者则无须履行投资立项审批程序，直接到深圳市工商局或保税区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并向市外资办备案即可。即使对于需要立项审批的项目，也实行“一站式”联审制。〔9〕具体做法是，把与外商投资有关的管理服务部门集中在一起联合办公，设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集招商引资的接待咨询、立项审批、核准登记、注册发照专业服务、统筹协调于一体，为外商提供“一条龙”服务，使投资者只需进“一个门”就可办齐有关投资的各项手续。

第二，简化外商出入境手续。这项优质服务已在中国经济特区得以体现。在海南，外国人到岛内洽谈投资、贸易等，停留时间不超过１５天的，可临时在海口或三亚口岸办理入境签订手续；需要常驻的外国人及其随行眷属，可申请办理多次入境签证。港澳台同胞和华侨持有有效证件或护照的，前往海南岛及转住境内其他地区或者出境，无需办理签证。〔10〕而在深圳，外商到经济特区内投资办厂或兴办其他企业，均可办理往返多次有效的出入境签证。深圳口岸匀设有专用通道，并延长海关出入境关闸时间，方便外商出入境。外国旅客进入特区，停留不超过７２小时的，可免予办理签证手续。厦门、珠海、汕头经济特区也同样为外商出入境提供了方便。以上做法应在全国各地铺开，全面为外商提供优质服务。

律师执业权益保护简析
金亮贤
（丽水师范专科学校，浙江丽水，323000）

摘 要：律师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长足发展，但律师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不容乐观，律师执业权益经常受到侵害，律师执业环境相对恶劣。这既有制度因素、观念因素，也有律师队伍本身的因素。为了切实保障律师的执业权益，保证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根本在于加大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早日建成法治社会。同时要在立法、普法宣传、建立完善的法律职业转换机制、不断提高律师队伍整体素质及健全律师执业权益救济制度等具体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关键词：律师；执业权益；法治；职业转换

改革开放25年来，随着民主政治制度的逐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律师行业也从“文革”后的恢复和起步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和水平，律师业务已深入到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律师队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中国法治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律师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地位与律师贡献形成鲜明反差，律师执业的合法权益经常性地被有关部门和其他主体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削弱和侵害。律师执业环境相对恶劣，律师行业健康发展困难重重。深入分析律师执业的困境和问题，探寻律师行业健康发展的途径和出路，提出科学有效的建设性意见，已经成为改善律师队伍现状和保障律师行业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 影响律师地位和执业权益的现实因素
（一）制度因素
1、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现代法治的基石。市场经济的运作品质衍生出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自由、竞争进取的现代法治观念，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产生了对法律规范的内在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面前，有关市场主体资格、财产权保护、合同自由、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不断孕育并日益现代化。与此相适应的，以法律服务为专门职业的法律人——律师，在日益完善、繁多和复杂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面前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公民对法律的需要和依赖程度越高，对律师的需要和依赖性也就越强。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作，党权和行政权被异化和神化，法律在强大的政治权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并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得以确立，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客观内在要求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得以初步确立。但是，由于仅是“初步”，市场经济的极不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也极不完善，人们的经济活动更多的还是在行政权而不是法权的指挥棒下运行，诸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导致法律适用的不一致性等，使人们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从而也就对律师的作用产生怀疑，律师的地位和合法权益也就不可能有怎样的提高和保障。
2、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是现代法治的前提。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全面体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印证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健全是社会发展无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西方的历史经验已经说明了法治是民主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法律近代化遭遇挫折的历史教训证明了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只能孕育人治而不可能生成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就没有立法的科学化和平等化，就没有执法、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就没有人们对法律严格遵守的自觉性，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法治理想，“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以树立人的权威而非法的权威的人治模式。”律师队伍的壮大和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是以民主法治相生相伴的而与人治模式格格不入的，法律的权威性、统一性和公正性在非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不可能实现，相应的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也不可能得以实现，律师权益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可喜的是，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得到较大完善，作为民主政治重要体现的法治建设也得到较大发展，成为提高律师行业整体地位的一股强大动力。
3、法律制度。司法不公、效率低下、执行难等一系列问题时刻困扰普通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并直接导致对以法律服务为业的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方面的不信任，律师社会地位难以提高，这是其一。其二，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限制过于窄小 。比如，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不充分。《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刑事诉讼法》第37条也有相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意味着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律师就无法调查与案件或法律事务相关的证据和情况，使律师调查取证等同于一般代理人，限制了律师作用的发挥。再比如，律师部分调查取证权依附于与其相对的控方而显得不合理。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作为辩护人与检察人员形成控辩对立的双方，从控辩不同的角度出发达到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目的。但在控辩过程中，双方为履行职责，难免激烈争论，观点对立，相持不下，这就需要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实际这是将律师应有的调查取证权变为“申请权”，转化为只有经过控方同意才能收集的附条件调查取证权，使辩方依附于控方，形式上不合理，地位上不对等，结果上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作为控方的检察人员对辩护的意见出于本能地防范，有的连已收集到的从轻情节的证据也都不提交，怎么可能让其采纳辩护律师的意见，收集不利于控方的证据呢？其三，律师执业所面临的“执业风险”远远高于检察官、法官。我国《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从该法条的实施情况来看，有不少案例属于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法律进行的错误追究。例如山西大同律师付爱勤涉嫌伪证案、辽宁朝阳律师张海妮涉嫌伪证案、湖南岳阳刘正清律师案、广西省周建彬律师案等。律师在执业中无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屡有发生，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是公诉方或侦查方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为后盾，其次在于对律师恣意追究责任相对而言较为简便，事前不需要协调，事后即使错误也无须承担太严厉的后果。通俗一点说，就是因为律师“没有娘家”。试想一下，律师连自身的合法权益都难以保障，当事人又怎么能相信律师能够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呢！
（二）观念因素
根据一般社会学理论，某种制度的顺利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国律师业的兴起与发展，也莫不与社会主流心理的容忍与认同息息相关。但是，在人治主义曾经畅行数千年、封建意识至今仍然相当浓厚的当代中国，律师这一新生群体是否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呢?律师们所从事的特殊职业是否获得了广泛的舆论支持呢?从律师执业的现实状况和有关媒体披露的大量个案来看，答案显然不容乐观。来自社会各界在观念上的种种误解和偏见，每每使得律师这种“在野”法律工作者倍感无奈和尴尬。
1、社会公众的误解。由于中国律师业刚刚起步，律师行业社会化程度不高，普通百姓除非碰到官司，平时很少接触律师。大部分中国人对于律师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假想的模式里。加之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造成的法律意识极为淡漠的原因，许多人对于律师和律师职业还存在种种不恰当、不全面的理解。
2、司法机关的歧视。司法机关主要指各级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也包括在行使刑事职能时的公安机关。公、检、法三机关肩负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重任，任职于三机关的警察 、检察官和法官们在对待犯罪分子的态度总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要从重从快从严，毕竟都是专政机关嘛。因此，当律师们以“犯罪分子”代言人的身份介入刑事诉讼而和他们分庭抗礼的时候，他们便将对犯罪分子的态度也部分地转移到了律师的身上，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司法歧视。在律师制度刚恢复之初，“少数负责同志和政法干部还把律师执行辩护制度说成是‘丧失立场’、‘替坏人说话’，有的甚至刁难、辱骂、捆绑和非法监禁律师。”其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并很快延伸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领域。1993年李强律师被控非法拘禁案、1995年彭杰律师被控玩忽职守案、1996年陈惠中律师被控包庇案，都是司法歧视的登峰造极之作。
（三）律师队伍本身的因素
导致律师社会地位不能相应提高、律师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因素，除了制度和观念等方面以外，法律服务者本身也有一定的原因。一是律师队伍本身的因素。改革开放25年来，律师队伍得以不断壮大，律师行业取得很大发展。但是，由于受各种各样环境因素的影响，律师队伍本身也是良莠不齐，有的律师专业素质低下，给委托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有的律师缺乏基本的诚信，欺骗当事人或者司法工作人员，伪造证据，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律师应有的职业形象；有的律师不思业务上的进取，专门想拉法官和其他司法工作人员的关系，以此赢得官司；以及律师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等等。这些因素都导致社会公众对律师信任度的降低和缺失，导致司法工作人员对律师的轻视，从而影响到律师整体的健康发展和利益。二是在法律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的非律师人员，通常称为“法律工作者”，他们的存在严重影响到律师的形象。《律师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谋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这一规定实质上已界定了从事谋利性诉讼代理或者辩护的合法从业者只有律师，除此之外，从事该业务谋利者皆属非法行为，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从立法上已确立了律师对出庭诉讼业务的垄断地位，本来，我国公民普遍法律素质较低，为提高诉讼质量，更应确立执业律师对出庭诉讼业务的垄断，而事实上，在全国各地，从事该业务的非律师人员大有人在，他们对外必称律师，在业务中既使出了差错，也满不在乎。据保守统计，在全国，这种人的数量大约是执业律师数量的几十倍，他们在当事人与执法人员之间穿针引线，由于长期合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在某些部门形成了业务垄断，为司法腐败推波助澜，这些人的行为已严重败坏了律师的声誊，降低了律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严重影响到律师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保护律师执业权益对策
1、加快法治化进程，实现社会主义法治。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第三次修宪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作政治进步的目标，建立法治社会已经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如前所述，法治社会是实现公正、平等、自由、人权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律师行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律师行业在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规模，莫不是与法制的不断健全和法治社会的逐步确立联系在一起的。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法治社会与律师业健康发展相伴相随的必然联系。因此，中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法治社会。当前，中国的法治环境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虽然二十五年来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规章，但离“法制完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许多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在法律制定方面，还存在法律的不统一、相矛盾和“法律走私”现象，宪法的权威性也没有得以树立，前一时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孙志刚死亡案对宪法的权威性和法律的统一性所提出的严峻的挑战说明了中国法制问题的严重性。立法方面如此，法律的适用和执行方面更不容乐观。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违法乱究、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等现象普遍存在。同时，法律难以与政策相抗衡，政策的强大使得法律成为政策的附庸和调剂品，“法律成为讲话、批示的装饰。”另外，法律的普及方面仍然也存在许多急待改善的问题，特别是普法的效度方面。二十来年的普法工作不可谓不长，投入的精力和财力不可谓不多，但民众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法律能力并没有很大提高。可见，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当前更重要的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行政治民主化。
2、从立法角度保证律师执业权益。
首先，在立法中赋予律师充分的调查权。客观真实的证据是现代文明司法程序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环节，一切司法程序的启动、发展、终结都离不开证据，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以说是其一个写照。我国有关律师对证据的获取能力随着律师社会角色的变化而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规定了律师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相应的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有权依照有关规定，查阅本案材料，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有关单位、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的性质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相应的在证据就规定了“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同样是律师由于在性质上的界定不同，就得出来两个截然不同的取证推论。立法者在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律师暂行条例还是律师法，关于律师制度的设立宗旨和目标都是同一的，那就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面临着同一目标的同一个职业群体，在实现同一目标的过程中难道权利可以是不对等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局，这实际上是一个阶级的局限性问题，由于律师本来就不应是公务员性质，当律师制度越来越接近其本来面目时，由于认识不足等原因，才会出现的反常中的正常现象。近年来律师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相继进行了修改，其中最为引入醒目的是建立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种职业资格参加同一个考试，这就越来越接近了律师的实际，律师和法官、检察官一样同属于法律职业，他们接受同样的法律教育、训练，拥有共同的法律语言和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中的从业人员，为了实现职业目标，追求公平与正义，没有最起码的调查取证权能实现吗？另外，随着司法改革的加快，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审判方式也从司法实践的客观上需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以完成律师在法庭上的使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相继推出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和《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规定都加重了当事人在举证方面承担责任的力度，这从某一方面讲也就是加重了法律服务者——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的责任。一方面是责任的加重，一方面是权利的缩减，这是与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极不相称的。因此，有必要在《律师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规定律师享有与司法人员相对等的取证权利，以确保司法公正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建立律师执业豁免权，废除或者修改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律师执业豁免权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即律师在诉讼中发表的言论无论对错，均不受法律追究。这已无需争辩，自有其合理性。而针对律师这一特殊主体设立本属一般主体才“享有”的罪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则是明显的职业歧视，违反了最基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伪证罪成了某些司法人员为达个人目的凭借国家权力随意扣向律师头上的一顶帽子，也是律师在办案过程中提心吊胆的“雷池”。只要这一条款存在，律师就不能很好地为委托人提供全面和到位的服务，就不能有效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从诉讼法角度建立律师参与诉讼的垄断制度。法律服务是一个高层次的服务行业，对从业者在学业上、专业上、思想素养上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国家在建立了律师资格考试制度十五年后，又进而改革为司法资格考试制度。通过考试，使从业者在严格的选拔之下，脱颖而出，再加上严格的实习期、上岗前培训的规定和执业过错赔偿制度，保证了从业者法律服务的质量。为了保证法律服务的质量，提高司法效率，体现公平正义，世界上的法治国家都基本上建立了律师出庭诉讼垄断制度。而作为法律工作者其要求则过低，根据司法部《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的规定，一个人要取得法律工作者执业资格，只需具有高中或者中等专以上的学历即可，如此低的门槛，怎么能保证他们提供的法律服务的质量呢！因此，为保护法律服务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律师行业的良好形象和律师的合法权益，法律服务业不应混乱，对其从业者必须严格要求，建立以律师为唯一的法律服务主体的法律服务业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3、建立律师进入行政、司法体系的职业转换及准入制度，从而提高律师地位，保障律师合法权益。
律师作为实践在社会生活第一线的实务工作人员，接触广泛，最了解社会的各方面的运转，知道社会的不足，早在春秋时期，法家思想家就在论述中谈到“以吏（精通法律者）为师”，在当今发达国家，律师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无可替代，美国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就是有律师职业经历者，法官则基本上全部来源于优秀律师。我国现在正面临着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使命，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最根本要求是每个市场主体在竞争中都应当是平等的，谁也不能享有特权，为了维护平等竞争，法律对于维护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平等权利至关重要。因而，在这一历史时期，精通法律有着公平理念的的律师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到要改革法官来源渠道，“逐步建立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从下级人民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任以及从律师和高层次的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的制度。使法官的来源和选任形成良性循环，保证实现法官队伍高素质的要求。”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显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决心。特别是修改后的律师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做出了统一司法考试的法律规定，为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改革将日益显示其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另外，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和各级政协中应该建立律师代表及律师界别，以充分发挥律师参政议政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我国的立法机关，人大代表本来就应该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否则难以实现代表的职能。这也能极大地提高律师的社会地位，使律师的公信力更高，更能担负起法律服务的职能，更能实现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最终目标。
4、从提高律师整体素质角度提升律师职业形象和维护律师执业权益。
律师素质主要包括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两大方面。律师业务素质是指律师从事法律服务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水平。律师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业务素质才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才能完成当事人所委托的服务内容。目前中国律师行业整体业务素质不能过于乐观，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市场的国际化和经济的一体化需要我国律师服务国际化。而我国律师职业发展的历史并不长，缺乏在国际环境中提供法律服务的知识和经验。与国外律师事务所相比，我国律师的整体素质（包括对国际法和外国法的了解、国际业务的经验、法律服务的技能、外语的应用程度等方面）确实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律师的业务素质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1）全面扎实的法律知识基础和运用能力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某一个或几个领域的专业化研究和运用技巧；（2）对于国际法、外国法以及涉外、跨国业务的必要了解；（3）外语的应用能力；（4）判例分析和其他法律方法的能力。
律师的职业道德素质最主要地表现在律师的诚信上。“律师工作的本质和律师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律师必须以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和拓展业务之源。律师既是诚信制度的维护者，又是诚信制度的实践者。”律师业已经成为具有较高社会关注度的行业，律师业的诚信和职业形象与律师的执业行为密切相关，如何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如何加强律师的行业自律，不仅受到律师主管部门的重视，也成为社会各界关心谈论的热点。社会寄希望于律师不仅成为正义与睿智之师，更应成为道德高尚的诚信之师。
5、从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角度维护律师执业权益。
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律师的任务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一直以来，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在许多民众甚至在不少领导干部的观念中，律师是“为坏人说话的人”，完全歪曲了律师职业的重要性和律师工作的积极意义。因此，进行律师服务的全面科学宣传，正确评价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当中的重要意义，律师在保证法律正确实施当中的重要意义，律师在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我国的新闻媒体通过法制栏目、电视剧等形式进行了一定的律师服务宣传，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现象。但是，在深度、广度、濒度和科学度上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自1986年开始的全国性普法教育已经进行到第四轮，它对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民众法律意识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中不足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律师法及相关法规列入普法内容。普通民众对律师的性质、作用、业务范围等方面还不甚了解，希望在今后的普法教育中能够相应增加这类法规内容。
6、建立律师执业权益救济制度。
律师业是社会法律服务行业，律师与法官、检察官虽然都属于从事法律职业群体，但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国家专政的工具，有强大的国家公权力作为后盾。两者在民众的心目当中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律师的合法权益屡屡被侵害的一个原因。同时，一旦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发生冲突，后者就可以凭借国家权力对律师施加影响。所以，律师在法律执业群体中处于完全弱势地位，这就有必要为律师建立一个有效的救济制度。律师协会的成立无疑是律师业发展的一个可喜进步，它为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律师协会毕竟是一个社会团体，也一样缺乏国家公权力的支持，如何进一加强和转变律师协会职能，使律师协会真正能成为有效保护律师合法权益的强大后盾，律师才真正能够解除后顾之忧，以更高的热情和精神投入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去。

参考文献：
[1]吕世伦：法理念探索[M]，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
[2]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
[3]田平安：律师、公证与仲裁教程[M]，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
[4]孙国祥：刑法学[M]，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
[5] 徐忠明：解读本土资源与中国法治建设[J]，中外法学，2000年第二期。
[6] 金亮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文化变迁述评[J]，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