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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修正）
厦门市人民政府


(根据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控制吸烟危害，保障公民健康，保护环境，预防火灾，根据国家有关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的规定，结合厦门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辖区内的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㈠ 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会议室和会场；
㈡ 影剧院、音乐厅、歌（舞）厅、录像放映厅（室）等娱乐场所；
㈢ 室内体育馆（场）的观众厅和比赛厅；
㈣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展览馆的展示厅；
㈤ 车、船、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内及其等候室和电梯间；
㈥ 大中专院校的教室、实验室等室内教育场所，托儿所、幼儿园及中小学校园；
㈦ 医疗机构的候诊室、诊疗室和病房；
㈧ 商场（店）、书店、邮电、金融、证券的营业场所。
进入林区、林地，一律禁止吸烟。
第三条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中，除电梯间等不具备条件的场所外，须设置有通风设备的吸烟室（区）。
第四条 禁止吸烟场所的所在单位应履行下列职责：
㈠ 制定禁止吸烟的制度；
㈡ 做好禁止吸烟的宣传教育工作；
㈢ 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内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标志；
㈣ 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内不得放置吸烟器具和不得设置烟草广告。
第五条 被动吸烟者有下列权利：
㈠ 在禁止吸烟场所内，有权要求在该场所内的吸烟者停止吸烟；
㈡ 有权要求禁止吸烟场所的所在单位履行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第四项和第八条规定的职责；
㈢ 向市或区、县卫生局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六条 厦门市卫生局和区、县卫生局是其辖区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 教育、文化、环境保护等部门以及新闻单位应当开展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劝导活动。
第八条 对在禁止吸烟场所内的吸烟者，场所所在单位应劝其立即停止吸烟或离开该场所。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卫生局或区、县卫生局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予以警告，并可处以10元罚款；
（二）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
（三）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第四项或第八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可参照本规定的要求，自行确定单位内部禁止吸烟的场所。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厦门市人民政府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颁发的《厦门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定》中与本文有关的内容
……
十五、《厦门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
第九条第（三）项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第四项或第八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
本决定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1996年9月24日
　　　　　　　　困境与出路：司法裁判与民意的碰撞与契合
　　　　　　　　　　　　　　——以司法裁判中常情常理的运用为视角


引言
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增长和矛盾多发期转型社会的来临，民意与司法的碰撞或交锋此消彼涨，比如在许霆案、天价过路费案等案件中都存在司法裁判与民意的冲突问题。在这些案件中，都隐藏着司法博弈中公众复杂的愿望或诉求。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时如何尊重并且引导民意，实现司法裁判与民意的契合是当前法院工作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鉴于此种考虑，本文决定以司法裁判中对常情常理的运用为视角，对司法裁判与民意的碰撞与契合的困境与出路展开一些研究。

一、问题之提出

（一）案例透视

案例一：2006年11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南京某公交车站。当时两辆83路公交车一前一后紧挨着靠近站台，由于前一辆83路公交车乘客较多，徐老太准备赶乘后面一辆83路车，彭宇也从前一辆83路车后门下车。突然，徐老太跌倒在站台附近。彭宇将徐老太从地上扶起直到徐老太儿子赶到现场，随后彭宇同其子一起将徐老太送往医院。经诊断，徐老太左股骨颈骨折，后经手术治疗花去医药费4万余元，经鉴定构成八级伤残。2007年3月底，徐老太起诉彭宇，称是彭宇将自己撞倒在地，要求彭宇赔偿各种费用共13万余元。而彭宇一直坚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老太，完全是出于好心将徐老太扶起并一直陪同其就诊。2007年9月5日，鼓楼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彭宇承担40%责任，赔偿徐老太各项费用共计45876.36元。

在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法官较多地依据常情常理判断和推理，多处使用了“从常理分析”、 “显然与情理相悖”、“最符合情理的做法”之类的措辞，作为推论的前提，从而得出彭宇与徐老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最终适用公平原则判决彭宇承担40%的责任。法官运用了诸如此类的常理：“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并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一审法官作为判案依据的所谓“情理”是否真正的常情常理？在笔者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二）司法困境——司法裁判与民意的碰撞

彭宇案一出，全国舆论哗然，绝大多数民众认为好人不能做，对法院“依常理”的判决深表质疑及愤慨，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受到极大的冲击。近来发生的小悦悦事件 等路人冷漠不敢帮扶的类似事例频现媒体，令人深感痛惜，而这些现象与彭宇案的持续社会影响存在较大的关系。

透过当前社会的一些案例，我们发现民意的汹涌让司法正承受越来越重的压力，司法与民意正在发生碰撞，社会道德受到拷问，社会良心受到煎熬，司法与民意的终极目标虽然都是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然而如何保持二者在追求公正目标上的一致性的同时，实现和谐的契合，减少现实的冲突，法官在坚持依法断案的同时，如何适当地顾及常情常理，尊重引导民意，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概念之审视

（一）常情常理之内涵

西塞罗说过“法律是最高的理性”，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和适用法律的理由及结果均应符合社会生活常情常理，即符合多数人通行的经验法则、价值理念和公平、正义观念 。有学者指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的法律，绝不应该对其做出根本背离老百姓所共同认可的常识、常理、常情的解释。由此可见，常情常理在现代法治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常情意为“通常的心情或情理”，常理意为“通常的道理”，而情理则意为“人的常情和事情的一般道理”。一般来说，常情常理应具备以下四层意思：一是为最广大的社会民众长期普遍认同与遵守。二是为一个特定社会所共同认可的最基本的知识、价值观念、是非标准、行为规则、伦理要求，是集体利益与意志的体现。三是存在于社会实践中，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与检验。四是其内涵须随着社会情况的变换而变化。法官在裁判时，应厘清常情常理的含义，才能作为考量的前提，而避免发生上文提到的彭宇案法官出现的并非依据常情常理作出的不正确推断。

（二）司法中之民意

民意历来是司法裁判者在裁判案件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意，顾名思义为民众的意愿，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意为“人民共同的意见和愿望”。所谓民意，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 根据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广义上的民意一般包括以下特征：一是民意的主体为多数。二是民意表达的是对某事物或现象共同或相近的意志。三是民意具有道德伦理色彩，建立在公众普遍接受的道德价值准则之上。

司法领域的民意因其涉及到公平正义、是非曲直观念等价值准则，一般表现为普通民众针对重要的法律问题或某一具体案件基于自己所掌握的案件事实、所理解的法律以及所秉承的道德伦理观和朴素正义观作出判断后的意愿表达。 首先，民意并非个案当事人或者相关人员的意见，亦非某个社会团体或者媒体的意见，而是与案件并无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作出的意见表达。其次，民意表达的是对某个案件本身或者某个法律制度、法律问题的看法，而非笼统的。再次，民意的主体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而非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者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仅仅依据自身的好恶、朴素正义观作出的道德评价。最后，民意表达的是一种言论自由，一种情感宣泄，在社会中容易受到人云亦云的影响，具有非理性色彩，不存在稳定性。

三、 路径之探索——民意与司法之契合

（一）明确法官依常情常理断案的范围

1、事实的判断和事实的推定应符合常情常理。

案件事实无法重现，法官只能通过审理案件，尽可能地还原接近客观真实，在对案件的事实进行判断和推定时，法官必须根据法律和生活经验，基于公众的一般性常识，作出合理的判断和推论。

案例一：二被告于甲、于乙系亲兄弟。原告刘某与于甲系夫妻关系，二人在北京市房山区某村有4间东房，2011年4月，刘某想在院中再盖几间房，这时刘某得知，2000年于甲在未征得其意见的情况下，擅自将此院内的3间东房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于乙，2001年于甲、于乙补充签订协议。刘某以于甲未经自己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起诉要求判令二被告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于甲答辩称，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于乙辩称，于甲卖房完全是刘某的主意，且刘某一直在某村居住和生活，卖房款都经刘某的手用于家庭生活，刘某称2011年4月才知道卖房的事是不可能的，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从身份关系上看，刘某与于甲系夫妻关系，二人一直共同生活在某村，于乙也在某村居住，虽然刘某未在协议上签字，但自2000年交付房屋、2001年交付房款至今10年左右时间里，刘某并未提出异议，应当认为是刘某对于甲房屋买卖行为的默许和追认。刘某对自己始终不知情的陈述，有悖生活常理，法院不予采信。刘某以于甲未经自己同意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确认于甲与于乙间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法院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2、证据的采信应符合常情常理。

法官常常会遇到当事人双方均举证不能或者不充分甚至截然相反的情况，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如何决断，如何取舍，取决于法官的裁量，但裁量并非自由所为的，法官应依据案情和经验，在符合常情常理的情况下，进行分析论证，在裁判时作出具有实质性说服力的解释，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这样才会令当事人及社会民众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