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市水资源管理办法
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政府
西宁市水资源管理办法
西宁市人民政府令第14号
《西宁市水资源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 第９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李津成
一九九八年八月六日
西宁市水资源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资源，是指地表水和地下水。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属于集体所有。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水资源使用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水资源管理贯彻统一规划、合理开发、综合利用、有效保护、节约用水、讲求效益的原则，发挥水资源的多种功能。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然植被，植树种草，涵养水源，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水污染。
第五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都有保护水资源的义务，有权对破坏水资源的行为进行检举、揭发和制止。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水资源的主管部门。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水资源的管理工作。
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政水资源管理机构，受上级水政水资源管理机构的业务指导，负责处理本行政区域内水政监察和水资源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七条 市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水资源管理工作。
建设行政部门负责城市采水、管网输水、用户用水中的节约用水和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作。
林业行政部门负责对水源涵养林营造和保护进行规划并实施。
地质矿产部门负责水资源勘察管理、监测、统计、分析及开发利用工作。
环境保护行政部门负责对水污染进行调查、监督和评价，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第八条 县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资源管理工作。
第三章 开发利用
第九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和调查评价。
全市水资源的综合科学考察和调查评价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地矿、林业及其他有关部门统一进行。
第十条 开发水资源和防治水害，应当根据流域或区域制订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综合规划应当与国土规划相协调，兼顾各区、各行业的需要，专业规划应当服从综合规划。
全市的综合规划和流域综合规划或区域综合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编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县级流域综合规划或者区域综合规划，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编制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规划是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基本依据，修改规划，必须经原批准机关核准。
第十一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农业、工业和其他用水需要。
第十二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统筹安排地表水和地下水，开采地下水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保持采补平衡，深层地下水应当限量开采。
第十三条 新建、改建、扩建水工程或其他有关取水工程必须征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按照基本建设程序申请立项。
兴建工程设施或进行生产作业，对原有取水工程、供水水源、水环境有不利影响的，建设或生产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或予以补偿。
第十四条 在河道和水工程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或生产作业，应当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四章 用水管理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水中长期供求计划，报同级计划主管部门审批，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直接从地下、河流取水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实行取水许可制度。
取水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当按《青海省取水许可制度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向水资源管辖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
为家庭生活、畜禽饮用及其他少量用水取水的，可以不申请取水许可证。
第十七条 现有取水工程由取水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经审查合格后，补发取水许可证，确认取水权。
第十八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需要取水或增加取水量的，建设单位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应当附有市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
建设单位在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时，提交的取水许可预申请或取水许可申请文件中有关水质、水量监测数据，应由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持有国家计量认证合格证书的监测机构提供。
第十九条 除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取水外，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规划和上级规定，取水许可实行限额管理。
第二十条 取水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当按批准的取水许可中规定的使用目的和条件取水。因故停止取水的，应向原批准机关申请注销取水权；因故需要变更的，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二十一条 水资源实行有偿使用。直接取用地下水或地表水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必须按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门部缴纳水资源费。不需申请取水许可的，免征水资源费。水资源费按取水设施的实际取水量、水产养殖的养殖水面面积计征。取水单位应当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安装计量设施，逾期不安装计量设施以及计量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按取水设施的最大取水量计征水资源费。
第二十二条 取水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按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计划进行取水，取水单位确需调整取水指标的，须向原核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核准后，重新下达取水计划。
第二十三条 水资源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征收，依据省有关规定上缴财政，纳入预算管理。
第二十四条 水资源费按季征收，取水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当自收到缴费通知书之日起１５日内缴清，逾期不缴纳的，按日加征１‰的滞纳金。
第二十五条 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在水事纠纷解决之前，当事人不得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
第二十六条 市、县人民政府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处理水事纠纷时，有权采取临时处置措施，当事人必须服从。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用水的监督管理，及时调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事纠纷，支持和协助司法机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破坏水资源和水利工程设施的事件。
第五章 水资源保护
第二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进行生产建设和其他活动时，不得破坏和污染水资源，不得损坏各种水工程和供水、取水设施。对已造成污染和破坏的，必须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限期恢复或赔偿损失，所需费用由责任者负担。
第二十八条 市、县人民政府对水源地、泉域、引蓄水工程等，根据其水流量、日取水量、分布位置及其重要性确定水源保护区。城建、地矿、环保、林业、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按各自的职责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水源保护区工作。
第二十九条 在水源保护区内，严禁排放污水和废液，不得燃烧一切有害物质或倾倒、堆存垃圾和废渣。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水源保护区内不得打深孔钻探、开采地下水资源及进行考古挖掘。
第三十条 对水资源有污染影响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必须设置水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第三十一条 在地下水超采区应当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不得扩大取水。严禁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取水。
第三十二条 开发矿藏或兴建地下工程，因疏干排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而造成经济损失的，特别是影响人畜饮水的，采矿和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并赔偿损失。
第三十三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城建、地矿、环保、林业、卫生防疫等部门和有关企业，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认真做好水质监测和地下水动态观测工作。直接或间接向河流、水库、渠道排放污染物和排污口的设置或扩大的，排污单位向环境保护部门申请之前，应当事先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第三十四条 在水资源补给区，应当大力种树种草、涵养水源，以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取水、截水、阻水、排水，给他人造成妨碍或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赔偿损失，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并可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在河床、滩地、堤坝、护堤地、渠道等管理保护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的；
（二）在河道、水库、渠道、水源工程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土石、废渣、倾倒垃圾，以及进行爆破等其他危害水工程安全活动的；
（三）未经批准或不按批准的范围、方式作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挖砂石、打井、淘金、取土的；
（四）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向河道、水库、渠道设置或扩大排污口的；
（五）无取水许可证和不按取水许可规定取水的；
（六）拒绝提供取水测定数据等有关资料或弄虚作假，妨碍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授权的管理机构按规定进行检查的；
（七）不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拒不执行水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取水量调整和限制决定的；
（八）在水事纠纷解决中，单方面改变水的现状的。
第三十七条 对拒绝、阻碍水政水资源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辱骂殴打执法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水政水资源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复议或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迅驰经济时代的刑法困惑
——刑法滞后的现状及解决
林竹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令世界为之惊叹。统计显示，从1978-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3%，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更超过10万亿元，经济总量排名跃居世界第六位。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会上所做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使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从中受益。”但换个角度思考，经济腾飞给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机遇，也是对尚未完善的法律机制的巨大挑战。以刑法为例，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终保障，刑法滞后问题的切实解决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当务之急。
刑法目前所面临的两难是：一方面，受着实务界的非议，认为其一些规定，特别是经济犯罪的相关规定已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无法起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例如争议颇多的刑法关于金融犯罪概念和分类规定，计算机犯罪规定滞后问题，环境污染犯罪处罚不力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学界这样的指责，“现行刑法修订才短短六年，就已被一部单行刑法、4部刑法修正案、6件刑法立法解释、130余件刑法司法解释（含解释性文件）所包围。刑法典有可能被数量庞杂的立法文件与司法解释所淹没。届时，姑且不论刑法典的中心地位可能被动摇，就是刑法典本身也有被虚置、架空的危险。”①可见，刑法现在的处境确实很难，如果不与时俱进，难免会被迅驰的社会经济形势远远抛到身后，但如果紧跟社会经济形势“亦步亦趋”，那刑法作为最重要之基本法律的尊严何存？也就是说，如果“朝令夕改”，刑法固有的稳定性将难以维系，那刑法的“可预见性”如何保证，“罪刑法定”何以落实？
实务界的非议不是无依据的，现行刑法确在有些方面存在严重滞后，以下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力陈刑法滞后的现状及危害，希引起公众和立法机关的重视。
反洗钱—— “洗钱罪”的无奈和困惑②
现行刑法的规定不能起到打击和惩处某些特定犯罪的作用。刑法的规定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在刑法未做相应修正前，虽有行政法规或规章先行做犯罪规定，但阃于“罪刑法定”，无法落实相关人的刑事责任，放纵了犯罪。以“洗钱罪”为例：
根据刑法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有洗钱行为的构成洗钱罪。之后在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刑法》第191条所规定的“洗钱罪”进行了修订。在原第191条的基础上，将“恐怖活动犯罪”明确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刑法》规定洗钱罪的主观方面以“明知”为构成要件，即要求证明嫌疑人事先“明确知道或有合理根据应当知道”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且在客观方面要求违法所得仅能来源于上述四种上游犯罪。显然由于其上游犯罪规定的范围过窄，无法发挥“洗钱罪”应有的作用——打击隐瞒、掩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犯罪行为。
于是，行政立法便先行一步：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相继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其中《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可见《规定》突破了《刑法》有关洗钱犯罪的相关规定，认为“洗钱”也可以是“洗”除上述四种犯罪外的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个规定、两个办法”是中国反洗钱体系初具规模的奠基。但是根据罪行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该条款未得修正之前，如果“洗”的是除四种犯罪外的其他犯罪的非法所得及其收益，无论数额多么巨大都是不可能构成犯罪的。所以在这个规定出台后，刑法未作相关修正前，再出现如“成克杰案”中商人张静海在收受1150万元的巨额洗钱费后将成克杰受贿所得的4109万元转移到香港的大案，刑法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追究洗钱人的刑事责任，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犯罪对经济领域中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是巨大的。
窃钩者诛？——盗割"有线"，有罪；盗"割""无线"，无罪③
科技的发展对刑事立法提出更高要求，在无线通信、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活动领域中的犯罪需要超前立法。现行刑法对此类犯罪的立法相对薄弱且问题较多，特别表现在罪状的描述上，未能预见到高科技条件下犯罪方式的多样化，因此遗漏了某些危害社会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以"东方"传呼台诉"北辰"传呼台侵占频点案为例：
2000年2月9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方"传呼台侵占"北辰"传呼台频点，17小时不间断发射无线电干扰波，致使"北辰"台6 万条寻呼信息丢失，众用户纷纷索赔，案件发生后，已有200多用户向"北辰"台提出退机或退服务费的要求。"北辰"台用户流失率由过去的3%猛增到30%，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由此，"北辰"台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依据我国"刑法"第288条的规定，查出责任人，追究其刑事责任。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50万元。三、被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但据报载，当年3月28日，牡丹江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根据《无线电管理条例》对"东方"台作出了的处罚决定却仅是：没收案发现场缴获的发射机，罚款5000 元人民币。而根据信息产业部电信服务标准的有关规定，一万用户中断10小时，两万用户中断5小时，即为严重事故。在本案中“东方”台恶意干扰“北辰”台，致使“北辰”通讯连续中断17小时，累计30小时。造成“北辰”6万多条信息丢失，给上万“北辰”用户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情节不可谓不严重。为什么不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呢？
根据刑法第124条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徒刑。”刑法第28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分析刑法288条对本罪罪状的描述，干扰无线通讯，只要没有“责令停止、没有拒不停止”就不构成犯罪。而据报道，本案中的被告人是在行为时“被抓个正着”， 并没有刑法288条规定的“责令停止、拒不停止”的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而分析刑法第124条的规定，其只对故意破坏广播电台、电视台设备、公用电报、电话设备或其他广电设备这类有体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对于本案中利用高科技手段“盗割”无线通信，即便实际危害更大，刑法也鞭长莫及。前后比较，公众难免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盗割有线，有罪；盗“割”“无线”，无罪。“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曾是对古代刑法不公的莫大讽刺，而如今刑法对某些高科技犯罪的无可奈何莫非也要导致这样的难堪？
何以厚"公”薄“私”——刑法对公私财产的区别对待④
某些刑法观念需要更新和变革，特别是对公私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刑法平等首先意味着相同。” ⑤ “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对待，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遍的正义标准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⑥也就是说，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受到相同的评价和处置，而不能由于主体的身份、地位、种属等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正如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指出，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同等重要。可公私财产并没有在刑法上得到完全的平等保护，仅举一例：
2000年3月9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宝安区沙井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邓宝驹及该社另两名工作人员麦伟平，陈锡球3人职务侵占、非法经营一案。据查明，邓宝驹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侵占了2亿多人民币。案发后，社会各界反响激烈，但经办此案的有关部门对此案都持低调，据称，除此案涉案数额大、影响广外，重要的原因是对此案的定罪和量刑可能会引起争议。在本案中，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而并非国有公司、企业，邓宝驹等人也只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而不可能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根据现行刑法，对邓宝驹等三人只能以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同条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罪行，依照现行刑法第382，383条贪污罪的规定处罚，应当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则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在此，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量刑的极大悬殊就强烈的凸现出来：如果对邓宝驹等以贪污罪处，以其情节可以说是必死无疑。可按照现行刑法对其只能是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也就是说邓宝驹等鲸吞2亿，也顶多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司法机关对本案虽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却黯然低调了，司法也顾忌舆论的非议啊。
对解决刑法滞后问题的一点陈述
以一斑窥全豹，从上述的相关案例我们显见，如果不出台大量的刑法修正案，立法及司法解释对刑法加以修正,现行刑法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无所适从，但如果过于频繁解释乃至立法无疑会造成刑法逻辑、体系上的不协调，从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影响刑法的稳定性和严肃性。面对迅弛时代的刑法困惑，有没有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笔者的建议是在刑法的制定上最大限度的“超前立法”。
刑法不仅要对现实生活中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做出规定，也应当对可预见的未来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加以规定，以避免因社会经济形势发展而导致的刑法滞后问题。“在发展日益迅猛的当今社会，要准确预见和把握未来的犯罪演变趋势虽然不太现实，不根据客观需要调整刑法就会使其失去存在意义。”⑦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改刑法是必然的选择。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在立法上最大限度地追求超前性，尽量加大立法的前瞻性，从而减少刑法修改的次数。在立法技术层面，刑法的超前性离不开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科学的犯罪预测。由此，刑事立法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1、把刑法学和犯罪学、刑事侦察学的研究有机结合，通过对犯罪学、刑事侦察学的研究，了解未来犯罪的趋势和犯罪防控重点；2、建构开放性的刑事立法模式，将稳定的罪刑设置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将刑法的超前性与稳定性建立在科学、稳固的基础之上。3、立法机关进行立法时，要突出超前性，特别关注科技发展对刑事立法要求。有权解释刑法的机关在解释刑法时要特别注意刑法规范和相关行政法规的协调。
适应经济发展和形势变化的要求，对刑法中的具体犯罪加以修改，是解决目前刑法滞后问题的落脚点。笔者认为，在今后刑法修订中，对以下几类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密切相关的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应得到立法机关的特别关注：
1、对金融犯罪加强超前立法。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核心。金融犯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在金融专业领域中侵犯金融管理、破坏金融秩序，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包括刑法分则第3章第4节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第5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以及《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规定的骗购外汇罪。金融犯罪作为法定犯（又称行政犯）的典型，在违法性问题上，由于行政法规会因为国家管理的目标的改变而时常发生变化，因而金融犯罪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这就对立法提出更高的要求，立法者对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应有前瞻性的眼光。
2、对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犯罪的超前立法。现行刑法对计算机相关犯罪的规定相对薄弱且问题较多，计算机相关犯罪对于传统刑法提出了挑战：在刑法的空间效力方面，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是否属于第五空间，对于传统刑法管辖权产生冲击；在刑法的体例设计上，计算机犯罪的渗透性对传统刑法罪名及类型划分带来冲击；另外，在刑事诉讼法上计算机犯罪的作为方式对传统侦查业务和证据制度存在冲击。目前我国惩治计算机犯罪方面的刑法规范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犯罪化的范围偏窄，需要予以适当扩大；二是犯罪构成的设计不尽合理，需要增加法人犯罪和过失犯罪；三是刑罚设置不科学，应当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四是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范不健全。
3、与WTO相关的刑事超前立法。如在新千年的刑法学年会上，与会学者就纷纷提出在与WTO相关犯罪的规定上，应当增设垄断罪、非法干预企业经营罪、破坏竞争价格倾销罪；并修订相关条款，维护我国知识产权利益，例如，应加强对我国入世后的商标权的立法保护；增设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贿赂犯罪特别是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犯罪，等等。在今后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完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应得到进一步关注，以应对经济形势发展对刑法提出的新挑战。
*华东政法学院2003级刑法学研究生
① 李立众：《刑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一页。
②萧志、吴建丽：《方圆》，2003年第3期
③ 参见：羊城晚报2000年4月7日。
④ 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3月24日。
⑤赵秉志主编：《刑法基本理论探索》， 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80页。
⑥[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⑦张旭：《社会演进和刑法修改 ——以德国为视角的研究》，载于“刑事法律?望“网站，（http://www.clreview.com/artiview.asp?editid=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