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兼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摘要: 德国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发展、改革背景、宪法依据和具体制度规定对我国正确认识和定位社会救助、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救助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加强对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扩宽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有利于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建构“回应型”的“新行政法”。
关键词: 社会救助 救助自助者 辅助性原则 新行政法
传统行政法学主要以秩序行政为中心展开理论研究并建构法律体系。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国家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国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给付与服务责任。给付行政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也因此日渐提升，成为国家重要的任务，行政法也从秩序行政时代过渡到了给付行政时代。德国在给付行政领域，自二战后自福斯特霍夫提出“生存照顾”（Daiseinsvorsorge）理论以来，无论从理论研究以及制度建构方面，均为各国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范本，尤其在社会救助方面，对于中国给付行政的发展与社会救助立法都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社会救助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最古老的一种社会救济方式，同时其又经历了最深刻的历史变化：从富贵阶层的施恩行善，到宗教慈善组织的扶弱济贫，再到国家承担救助责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实现从道义性救济向制度性救济的转变。而社会救助制度的这种历史演进又是与社会的工业化变革、国家社会职能的发展、人本主义及人权思想的普及紧密联系的。在当今世界的福利国家排名中，德国名列前茅。据德国劳动和社会部发布的《2011年社会报告》，其当年社会福利支出高达754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9%。[i]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自19世纪俾斯麦当政时代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作为德国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了解和学习德国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对于我国目前探索如何“保障每个人，尤其是保障弱势群体中的每个人生活得有尊严”，将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即以德国的社会救助作为给付行政的研究样本，以期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以及拓展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抛砖引玉。
一、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概述
（一）历史发展和最新改革
德国的社会救助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由城市、教会或手工业行会向贫病者提供的慈善救济。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贫困人口激增，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不断恶化，贫困阶层参加工人运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普鲁士王国先于1842年颁行了《普鲁士穷人照顾法》。统一德国后，又在首相俾斯麦的支持下，建立了包括医疗保险（1883年）、工伤事故保险（1884年）、残疾和养老保险（1889年）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史称“俾斯麦模式”，后被其他工业国家纷纷仿效。[ii] 作为强制性的个人风险预防机制，社会保险制度在德意志第一帝国时期由帝国国会统一立法，与此相反，由地方公共财政承担的社会救助的立法则仍交由各州负责。最早的全德国统一的社会救助法是魏玛共和国1924年颁布的《帝国救济义务条例》和《关于公共救济前提、种类和范围的帝国基本原则》。
二战后联邦德国于1961年制订了《联邦社会救助法》（BSHG），对社会救助作了一般原则性规定，具体的救助额度等细节问题则由各州立法决定。社会救助制度（Sozialhilfe）与社会保险制度（Sozialversicherung）、社会补偿制度(Sozialentschädigung)、社会促进制度(Sozialförderung)[iii]一起构成了德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自1990年代起，因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社会福利支出剧增，社保制度滋生了“失业陷阱”、“贫困陷阱”等问题，社会救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均成为重点改革的对象。施罗德政府倡导的较为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方案（哈茨IV）历经重重困难终于在2003年底被联邦议会批准，但以施罗德为首的改革派也为此失去了很多选民和本党左翼人士的支持，在被迫提前举行的2005年换届大选中失于执政地位。根据哈茨IV方案，《联邦社会救助法》2005年1月1日起被作为《社会法典》的第12部法律并入该法典。此次改革的核心在于将具有就业能力的失业者的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助金合并为失业金II（Arbeitslosgeld II）,作为寻求工作者的基本保障（Grundsicherung für Arbeitssuchende，民间简称为Hartz IV）由2003年颁布的《社会法典》第2部来调整。而社会救助作为最后一道社会保护网只为没有就业能力或就业能力减损以及处于特殊困境的人提供合乎人的尊严的最低生活保障。[iv]
德国此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指导方针首先是强化个人的责任，强调获得社会保障是弱势群体的权利，但其也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回馈社会，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受助者同时还应自负其责地管理其获得的救助金。其次是社会救助改革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紧密配合，通过激励和惩罚措施降低有就业能力的人对社会救助的依赖，使其及早重新就业，自食其力，融入社会。第三，改革社会救助行政机构，使其工作更有效率，更透明，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更有针对性。
（二）社会救助的宪法和法理基础
虽然1924年魏玛共和国的《帝国救济义务条例》对社会救助进行了统一立法，但需要帮助者并不据此享有针对救助机构的可诉的救助请求权。直到1954年6月24日联邦行政法院在一个关于公共救济的判例中才确认：基于《基本法》第1条“人的尊严”、第2条“个性自由发展及身体不受侵犯”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第20条“社会国家原则”，公民享有受到法院诉讼保护的从国家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v]由此，确立了社会救助的三个宪法依据：人的尊严、个性自由发展和社会国家原则。对社会国家原则，德国学者普遍认为其最主要的目的都与社会救助息息相关，例如：反贫困救助；保障可以维持人之尊严的最低生活水平；通过消除社会依附性实现平等；保障个人抵御人生变故风险的能力以及提升和扩展财富。[vi] 但社会国家原则不能作为主张主观公权利的直接依据。[vii]所以，人的尊严作为基本权利对保障公民的社会救助权就显得意义更为重大。主观公权利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联邦行政法院的上述判例使人的尊严与最低生存保障建立了牢固而直接的联系，因为该判例的核心观点是：“只要法律使某个救济机构承担有利于贫困者的义务，则贫困者享有相应的权利。”[viii] 这就使客观公权利转化成了主观公权利，对主观公权利学说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ix] 对于人的尊严与基本生存保障之间的关系，德国著名学者巴霍夫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如果在一个宪政社会中个体的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那么人的尊严即受到了侵犯”。[x] 人的尊严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对其的讨论历久弥新。在德国当代学术界，关于人的尊严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天赋理论（ Mitgifttheorie）和能力理论（Leistungstheorie）。天赋理论认为，人的尊严作为个人的自我价值、特质或属性是造物主或自然赋予的。该理论因袭了自然法理论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且受到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影响。[xi]能力理论则认为，人的尊严来自于个人通过成功地塑造本体而自我决定做出的行为，强调人必须在本体的塑造和自我发现的过程中赢得尊严。[xii]虽然两种理论对人的尊严的产生有不同的认识，但都承认人的尊严作为社会救助宪法和法理依据的至上性与无可辩驳性。[xiii] 因为，人的尊严是维系所有宪法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基础。
（三）社会救助的目的、对象、种类和形式
1.社会救助的目的
社会法治国家原则是社会救助的宪法依据之一，它使国家负有义务来保障贫困者享有合乎人之尊严的最低生活水准。而社会救助法作为实体法则将宪法权利落实为贫困者的具体的可诉的实体权利。《社会法典》第12部第1条将社会救助的任务界定为：“使受助者能够合乎人类尊严地生活”。社会救助的目的是帮助自助者（Hilfe zur Selbsthilfe）。所以，“救助要尽可能地使受助者有能力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为达到这一目的，受助者和救助机构必须在其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相互合作。”[xiv] 此外，社会救助作为最后的保障网，具有次级性和辅助性，即：社会救助是用尽其他办法仍不能解决生计问题时的辅助手段。具体而言，只有在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和财力（如收入和财产）不能满足生活必需且没有可以支取的其他社会保险或没有亲属的扶养帮助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社会救助。[xv]
2. 社会救助的对象
正是基于社会救助的这种次级性，其救助的对象也具有有限性。经过2003年的哈茨改革，社会救助法中划定的救助对象进一步缩小，即只局限于没有就业能力的人。是否有就业能力的判断标准是每天可否至少从事三小时的就业劳动。据此，有权按照《社会法典》第12部获得救助的人包括：[xvi]（1）与有就业能力的贫困者一起生活的没有就业能力的家庭成员，主要是其15周岁以下的子女（15周岁以上即视为有就业能力）；（2）老年人（65周岁以上）和不具有就业能力或就业能力减损的18至65周岁的人（患有疾病、残疾，每天工作少于三小时的人）；（3）处于特别的人生困境或其他生活境况的人（流浪者、刑满释放人员、需社会机构管教的行为异常的青少年等）。具有就业能力的贫困者自2005年1月1日起不再享受社会救助金，但有权根据《社会法典》第2部申请针对寻求工作者的基本保障。从广义的社会救助法角度来说，此类基本保障也可归属于社会救助，因为其也是由税收收入支付的，但这种基本保障非常强调受助者的义务和惩罚措施，以促使其积极争取再就业。
3．救助的种类
结合社会救助对象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社会救助法规定了下述救助类型：[xvii]（1）生活费用补助，指持续给付的用于保障受助者最低生活水准的生活费用，包括用于食物、住宿、衣物、个人卫生、家用器具、取暖以及满足日常生活个人需要的费用。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最低生活保障不仅指物质生活，还包括必要的社会文化精神生活，例如尤其是对青少年成长比较重要的看戏、体育运动、旅游等活动。（2）对65对以上的老人和18至65岁长期就业能力减损的贫困者提供持续的基本保障；（3）为没有医疗保险的贫困者提供健康救助（包括预防性健康救助、疾病救助、计划生育、孕产救助等）；（4）为残障人士提供融入社会的帮助；（5）对需要长期或特殊、重症护理的人提供救助；（6）帮助处于特别的社会困境的人克服困难（主要针对前文所列举的第三类救助对象）；（7）对处于其他人生境遇的贫困者的救助（如对盲人、老人的救助以及丧葬补助）。
4. 救助给付形式
上述社会救助类型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提供给受助者：金钱、实物和服务。其中，金钱是最主要的给付方式。在生活费补助金支付方面，德国每5年都要确定一个标准支付值（Regelsatz）,救助申请人获得的实际支付则根据其家庭结构及子女年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按照预定标准计算得出。[xviii] 此外，救助机构可以向求助者提供咨询、建议、联络信息、陪伴等服务给付，以帮助其寻找住房、养老院、培训机构等。而实物给付形式在社会救助中则很少运用。
（四）社会救助的行政程序和救济途径
德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实体法上的详细规定，而且还有行政程序和司法救济的切实保障。
社会救助的主管机关是市、县的社会局。将社会救助事务的行政管理权和财政负担下放到市县一级政府，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救助弱势群体，使其早日自力更生或进入其他社会保障体系。行政机关的社会救助行为是行政行为。其作出社会救助决定时必须依照《社会法典》第10部（行政程序和社保数据保护）规定的行政程序。该部法律细致规定了社会保障给付中行政机关应遵循的行政程序和社保求助人的程序权利（听证权、阅卷权等）。值得指出的是，该法律对个人社保数据的提取、加工、保存、转交、更正、消除等也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这与德国向来重视个人数据保护一脉相承，同时也从数据保护的角度加强了对社保求助人的权利保障。
社会救助的申请不必以书面形式提出。社会局对求助人有全面的信息告知和咨询义务。在申请资料齐全的情况下，社会局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该决定为行政行为。申请人如不服，应在收到该行政决定后先向社会局书面提出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复议和诉讼的期限均为一个月。自2005年1月1日起，社会法院除审理社会保险纠纷案件外，还管辖有关寻求工作者基本保障的争议，社会救助争议也从行政法院的管辖范围中抽离出来，转由社会法院管辖。社会法院因受理案件数量大增而不堪重负。[xix] 由此可见，德国民众在社会救助方面寻求司法保护的积极性很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法律保护意识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法院诉讼对于被保险人、被救助者以及残疾人是免费的。
二、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启示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关于当前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和下一阶段工作任务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关于当前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和下一阶段工作任务的通知
国发〔2008〕1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关于当前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和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
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关于当前抗震救灾进展情况
和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一、我国经历了一次历史罕见的大地震
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特大地震。这次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一是强度烈度高。震级达里氏8级，最大烈度达11度，均超过唐山大地震。二是影响范围广。波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16个省区市，417个县、4624个乡（镇）、46574个村庄受灾，灾区总面积44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4561万人。其中四川省灾区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重灾区达12.5万平方公里，极重灾区达1.1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2961万人。三是余震频次多。截至5月27日12时，发生余震8668次，其中4级以上182次，5级以上28次，6级以上5次。据地震部门预测，余震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仍有发生6-7级地震的可能。四是救灾难度大。重灾区多为交通不便的高山峡谷地带，加上地震造成交通、通信中断、河道阻塞，天气恶劣，救援人员、物资、车辆和大型救援设备无法及时进入现场。
地震造成极大破坏。一是人员伤亡惨重。截至5月27日12时，已确认因灾遇难67183人，受伤361822人，其中四川省遇难66674人、受伤350133人。此外，尚有20790人失踪（四川20779人），其中相当数量可能已经遇难。估计这次地震遇难总人数将超过8万人。二是房屋大面积倒塌。倒塌房屋652.5万间，损坏房屋2314.3万间。北川县城、汶川县映秀镇等部分城镇被夷为平地。三是基础设施严重损毁。震中地区周围的15条国道省道干线公路和宝成线等5条铁路中断，电力、通信、供水等系统大面积瘫痪。四是次生灾害多发。滑坡、崩塌、泥石流频发，江河阻塞形成堰塞湖35处，2385座水库一度出现不同程度险情。五是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工矿商贸企业停产面较大，机关、学校、医院等严重受损。部分农田和农业设施被毁。四川省因灾损失畜禽4433.56万头（只）。
由于统计尚难完全，余震仍然不断，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还没有见底，实际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二、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取得阶段性成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抗震救灾工作。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做出重要指示，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亲赴四川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国务院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震后立即赶赴地震灾区，直接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对抗震救灾工作给予了有力指导和协调。按照中央的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正在紧张、全面地展开。
（一）全力解救被困人员。共动用解放军、武警部队兵力超过13万余人，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和特警2万余人，国内外地震专业救援队5257人；累计出动各种飞机4560架次，解救被困人员、运送紧急物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组成小分队，冒着余震、泥石流、滚石等危险，翻山越岭，克服重重困难，于5月14日中午到达全部受灾县，15日24时到达全部重灾乡镇，19日14时28分到达灾区所有村庄。截至27日12时，共解救被困群众69.8万人，其中救活被掩埋人员6541人。
（二）救治受伤群众。各地（包括军队、武警）向灾区派出14950名医疗卫生人员，共投入医疗卫生人员约9.13万人，其中投入一线6.5万人。截至27日12时，累计救治伤员36万人，其中送院治疗84810人，出院54374人，现有住院伤员16288人。已处理遇难者遗体64847具。卫生防疫工作全面展开，已无害化处理死亡畜禽2230.6万头（只），目前灾区未发生与地震有关的传染病暴发流行。
（三）安置受灾群众。截至27日12时，中央财政已拨付救灾资金151.26亿元，地方财政投入40.9亿元。已向各灾区调运救灾帐篷56.64万顶、活动板房5.32万套、衣被1184.52万件。先后向灾区运送食品、瓶装水等生活物资上千吨。全国共接受社会各界捐赠款物合计327.22亿元。各灾区累计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500.6万人。
（四）抢修受损设施。各重灾县和主要城镇实现了至少有一条干线公路对外连接。宝成线等因灾中断的5条铁路线均已恢复正常运行。四川54个重灾县已基本恢复或部分恢复供电。调运大批移动通信机站和卫星电话，抢通受损光缆，所有受灾区县对外通信已不同程度恢复。修复供水管线13649.6公里，通过架设临时供水管线、抢修村镇供水设施和临时送水等措施，基本解决群众临时用水问题。加强水库、水电站、堰塞湖险情及地质灾害监测排查、防险抢险工作，至今未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五）加强震情监测。地震部门坚持24小时不间断跟踪监测地震序列活动，增设流动观测站，密切监视震情发展，加强趋势会商研判，全力做好余震防范工作。实时跟踪震情的动态变化。
（六）做好宣传报道。及时准确客观公布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全面深入报道抗震救灾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广大军民在抗震救灾中表现出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凝聚了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的情感和力量，增强了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勇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赞誉。
经过前一阶段艰苦卓绝的努力，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最大程度抢救了被困群众，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初步得到安排，社会治安秩序保持总体稳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统一指挥的结果，是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各地区、各部门紧急行动、全力以赴的结果，是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公安民警临危不惧、顽强奋战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大力支持的结果。
三、下一阶段抗震救灾工作的主要任务
当前，抗震救灾形势依然严峻，任务十分艰巨。最为突出的，一是受灾群众生活安置面临很多困难。这次地震，受灾群众数量巨大，无家可归的人员多，伤病员多，“三孤”（孤儿、孤老、孤残）人员多，受灾群众吃饭、饮水、看病、上学等方面都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住的问题更为突出。二是防疫形势严峻。灾区环境卫生特别是饮用水和食品卫生条件差，加上近期气温升高、降雨较多，极易发生传染病疫情，控制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的难度也比较大。三是次生灾害隐患多。灾区水利设施密集，不少水库、水电站、堤防等存在安全隐患，山体滑坡形成了不少堰塞湖，加上余震不断和汛期来临，随时可能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这次抗震救灾工作的艰巨性还在于，重灾区道路通行和保障能力很低，特别是一些边远乡村救灾物资设备运入和伤员运出都十分困难，影响救灾工作进程；灾区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遭到很大破坏，许多保留下来的设施存在不少地质和建筑隐患，恢复生产十分困难；灾后重建需要开展地质条件评估论证等大量前期工作，不少城镇和乡村要异地重建，灾后重建需要较长时间；许多家庭失去亲人，遭受严重心理创伤，大量“三孤”人员需要安置和抚慰；一些基层组织遭受很大损失，社会管理恢复正常难度很大，灾后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繁重。
当前抗震救灾工作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要在继续做好被困群众搜救工作的同时，把安置受灾群众、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总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好伤员救治和卫生防疫，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严密防范余震破坏和次生灾害，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同时部署恢复生产，规划灾后重建。
（一）抓紧救治伤病人员。在不放弃搜救被困人员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障伤员生命安全。加强对当地和外来医疗救护队伍的组织协调，尽快空运医疗队到尚未进入的乡村，争分夺秒抢救受伤群众。增派有经验的专家，加大医疗急救物资供应力度，确保救出人员得到及时救治。及时把部分重伤员分流转运到省内外城市医院实施救治。
（二）着力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千方百计解决受灾群众临时居住问题，在1个月内再紧急生产调运90万顶帐篷和80万套篷布房材料，3个月内生产安装100万套活动板房，同时启动第二批再生产50万套的工作，实行对口支援，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灾区各级政府要统筹安排，搞好规划选址，制订分配使用方案。优先安排教学用房，尽快复课。同时，积极组织自救，通过投亲靠友，利用体育、文化、培训中心等公用设施，鼓励具备重建条件的受灾群众自建住房等多种渠道，因地制宜安置受灾群众。在继续应急供应方便食品、瓶装水的同时，抓紧向灾区组织调运粮食、食用油等生活物资。在3个月内向灾区困难群众每人每天发放1斤口粮和10元补助金。加快修复供水设施，修建小型应急集中供水系统，加强对城乡水源的水质监测、检验和防护，确保饮水安全。继续组织采购和捐赠，向灾区调运衣被。尽快恢复商业网点，搞活商品流通，维护市场和物价基本稳定。
（三）全面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把卫生防疫作为抗震救灾的重大任务摆在突出位置，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继续增派卫生防疫人员，加强山区和边远地区防疫工作，保证每个行政村有1-3名防疫技术人员和卫生监督员，实行医疗救治与卫生防疫相结合，积极做好卫生防疫、健康知识宣传普及等工作；抓紧防疫药品的组织生产和运输，保证防疫工作需要；及时切断污染源，加快死亡动物的处理，加强动物防疫免疫和防控鼠害工作，认真组织好建筑物废墟等消毒工作，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加强对饮用水监测和食品卫生监督检查；精心组织易感人群免疫接种工作，建立免疫屏障；加强疫情监测，实行疫情零报告制度，防止传染病流行蔓延。
（四）妥善做好遇难者善后处理工作。尽快做好遇难者遗体身份辨认和火化、埋葬工作，对因灾遇难人员家庭按每位遇难者5000元的标准发放抚慰金。做好灾区孤儿、孤老、孤残安置工作，确保基本生活，在3个月内为“三孤”人员每人每月提供600元基本生活费。
（五）严防次生灾害。加强地震监测预报，准确把握震区及全国震情变化，做好余震防范工作。严密防范由于降雨和余震引发的滑坡、泥石流、滚石造成人员伤亡，防范因水库、水电站、堤坝等垮塌而引起的水灾。重点做好唐家山等堰塞湖险情的处置，实行统一指挥，加强水位和堰体监测，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抓紧实施工程除险。认真排查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设备、输油气管道、工业生产重点设施因灾造成的隐患，及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六）组织恢复生产。抓紧抢修灾毁基础设施，尽快全面恢复重灾区的交通、供电、供水，恢复乡镇和行政村的通信保障。灾区企业要自力更生、奋起自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生产。要积极组织广大农民抢收、抢种，保障“三夏”农资供应，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七）保持灾区社会稳定。严密防范、严厉打击盗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及以赈灾募捐名义诈骗敛取不义之财、散布传播各种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活动。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灾区群众特别是要走访遇难者家属，耐心细致地做好心理安抚、思想疏导工作。积极主动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及时发现和化解各种不稳定因素，维护好灾区社会秩序。
（八）做好灾后重建前期工作。成立灾后重建规划组，按照统筹规划、科学评估、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现场调查研究、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开展地质地理环境条件评估和建设项目选址工作，抓紧编制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并着手编制重建的各专项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各项支持政策。要注意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科学价值的地震遗址，对损毁的公共建筑要进行鉴定。通过政府投入、对口支援、社会募集，多渠道筹集灾后重建资金。建立和完善对口支援机制，实行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
四、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抗震救灾各项措施的落实
（一）加强指挥协调。地方、部队及各方面救援力量要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加强军地协调，形成大力协同、密切合作的机制。受灾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发挥作用，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市县乡村抗震救灾领导体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做好资金保障工作。通过政府投入、对口支援、社会募集、市场运作，多渠道筹集灾后重建资金。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安排250亿元用于当前抗震救灾的各项支出，并将根据需要增加投入。今年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重建基金，明后两年中央预算还要再做相应安排。地方政府也要及时调整年度财政预算，增加抗震救灾资金投入。继续鼓励社会捐赠，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救灾工作。全国各地和灾区都要倡导节约，反对浪费，用好每一分钱。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监管，提高救灾款物管理使用效益。救灾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使用要公开透明，接受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和群众监督。
（三）做好宣传舆论工作。继续及时准确公布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情况。大力宣传中央关于抗震救灾的各项政策和决策部署，深入宣传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模范集体和先进人物，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发扬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友爱互助的精神，团结一心搞好抗震救灾。
（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抓紧健全灾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带领广大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互帮互助、重建家园。广大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靠前指挥，支持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当前，抗震救灾仍处在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也日渐临近。面对十分繁重和艰巨的任务，要按照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坚持两手抓，一手毫不松懈地抓抗震救灾工作，一手坚定不移地抓经济社会发展，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险阻，坚决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北京奥运会顺利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