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
（2002年3月30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对《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乡（镇）设立的林业工作站或者林业中心站，负责乡（镇）林业工作。”
二、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移动或者损坏林业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三、第四十六条修改为：“无运输证件以及使用过期运输证件，或者使用涂改的运输证件运输木材及林区林木产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处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附：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2002年修正本）
（1999年9月26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3月30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林木的培育种植、采伐利用和森林、林木、林地的经营管理及其他改变森林生态环境的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确认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颁发林权证。
第四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负责组织森林资源调查，建立林地地籍、林木权属等森林资源档案；
（三）负责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指导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和森林抚育采伐限额，对森林资源消长实施动态监测；
（四）负责划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林种；制定和实施采种育苗、植树造林和森林资源保护、培育、利用规划，并进行监督和管理；
（五）负责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及森林公园的管理；
（六）对森林、林木、林地以及森林生态效益实行资产化管理；
（七）负责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制止乱砍滥伐和乱捕滥猎；
（八）负责森林、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的转让管理工作；
（九）负责组织林业科学研究和促进林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乡（镇）设立的林业工作站或者林业中心站，负责乡（镇）林业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大对林业的投入，依法建立林业基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制定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林地面积不得减少，有林地面积逐年增加。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坚持依法治林，加强林业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加强林业的科研和教育，加快林业先进技术的引进、推广与应用。
第二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七条 森林实行生态公益林、商品林分类经营管理。生态公益林包括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商品林包括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
生态公益林以各级政府投入为主，鼓励集体、个人投工投劳、投资建设。商品林由受益者投资经营，各级政府应当给予经济扶持。
第八条 国有森林资源资产属于国家所有，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接受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督。集体森林资源资产归集体所有。
第九条 本省重点防护林为白龙江、洮河、小陇山、子午岭、关山、康南、太子山、马（编者注：此字左为口，右为卸）山、岷江、大夏河林区以及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和农田林网。
本省重点特种用途林为祁连山、白水江、兴隆山、尕海－则岔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莲花山等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和林木，以及经省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立的森林公园内的风景林。
第十条 对林地实行总量控制和用途管制。林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面积和生态公益林面积不得减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批准的全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负责编制林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发展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的用地比例。生态公益林的面积不得少于林地面积的70％。林地利用总体规划经县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不得改变林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十一条 国有林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及其经营范围内的各类土地面积及其界限，不得随意改变。确需改变的，须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按有关规定报批。
第十二条 凡在林区内开展森林生态旅游，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 森林、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具体办法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因转让发生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变更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报原发证机关换发林权证。
以森林、林木所有权或林地使用权作抵押的，当事人应当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严格控制征占用林地。进行勘查设计、修筑工程设施、开采矿藏，应当不占或少占林地。确需征占用林地和临时使用林地的，须经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发给使用林地许可证后，按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办理审批手续。
珍贵稀有树木及其林地不得征占用。
征占用特种用途林林地的，须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经批准征占用林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森林经营单位依法支付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并向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临时使用林地期限不得超过2年。
第十五条 征占用各类林地的补偿标准：
（一）占用宜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补偿费，按当地耕地补偿标准的50％支付；征用的按60％支付。
（二）占用用材林的林地补偿费，按当地耕地补偿标准的60％支付；征用的按70％支付。
（三）占用防护、特种用途林的林地补偿费，按当地耕地补偿标准的70％支付；征用的按75％支付。
（四）占用经济林的林地补偿费，按该经济林成熟期3年平均产值的1至3倍支付；征用的按2至4倍支付。
（五）占用苗圃地的林地补偿费，按占用前留床苗出圃价值的1至3倍支付；征用的按2至4倍支付。占用、征用苗圃地还应当补偿苗圃地建设的费用。
第十六条 征占用各类林地的林木补偿标准：
（一）占用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灌木林地的林木补偿费，按营造同树种林木费用的1至3倍支付；征用的按2至4倍支付。
（二）占用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木补偿费，按存有株数折算成同树种林木亩数，并按营造相应亩数同树种林木费用的1至3倍支付；征用的按2至4倍支付。
（三）占用用材林中、幼龄林林地的林木补偿费，按营造同树种林木费用的1至3倍支付；征用的按2至4倍支付。
（四）占用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用材林近熟林林地的林木补偿费，按树种主伐期出材量实际价值的10％支付；征用的按15％支付。
（五）占用经济林林地的林木补偿费，按经济林实际造林投资、培育费用及成熟期年产值的1至3倍支付；征用的按2至4倍支付。
（六）占用苗圃地的林木补偿费，按苗木出圃时的价值支付；征用的按出圃时价值的150％支付。
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的补偿标准按《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征占用林地的安置补助费，参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偿费标准执行。
第十八条 征占用各类林地的森林植被恢复费，按林地整地、造林、培育全过程的重置费用缴纳。
征占用有林地实行占补平衡，林地补偿费、林木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从重补偿。
第十九条 临时使用林地，用地单位应按征占用林地的标准支付林地补偿费和森林植被恢复费。
第二十条 征占用林地或临时使用林地单位伐除林地上林木时，应遵守国家有关采伐规定，伐除的林木归林木所有者所有。
第二十一条 森林经营单位在其经营林地内修筑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道路或其它工程设施的，按照上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文件执行。
第三章 植树造林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因地制宜地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覆盖率奋斗目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大力造林育林，发展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扩大森林覆盖面积。
第二十三条 凡本省常住公民，男性11岁至60岁，女性11岁至55岁，除无劳动能力者外，每人每年均应完成5至8株的义务植树任务。
年满18岁的城市成年公民，未完成或不履行义务植树任务的，由各级绿化委员会收取绿化费并代为种植，具体收费办法和标准，由省林业、价格、财政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四条 各级绿化委员会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植树造林的指导工作；部门、行业造林绿化，应加大投资，加快进度，接受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公民义务植树的林木归林地所有者或使用者所有。另有合同规定的，从其规定。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承包、租赁、购买或在无偿提供的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沟、荒滩、荒地上植树造林。营造的林木，谁造谁有，合造共有，允许继承、转让、买卖，林地使用权长期不变。但不得使宜林地荒芜闲置和改变用途。
鼓励利用外资和社会资金造林育林。
第二十六条 禁止毁林开垦。凡坡度25°以上坡耕地应有计划限期退耕还林还草，增加林草植被。
第二十七条 植树造林，应适地适树，推广良种，科学造林，保证质量，加强管理。
对适宜封山、封沙育林地和新造幼林地，由县级人民政府划定范围，竖立标牌，实行封育。
第二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每年要组织有关部门对造林和义务植树分别检查验收。
对植树造林、义务植树和森林培育管理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四章 森林保护
第二十九条 全面停止国有天然林采伐。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开展以培育森林为主的中幼林抚育和次生林改造等森林经营活动。
第三十条 护林防火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林区的村民委员会、机关、部队、学校、厂矿、农牧场等单位，应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建立基层护林防火组织，划定责任区，落实责任制。
在行政区域交界的林区，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建立护林防火联防组织，负责联防地区的森林防火和护林工作。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切实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每年11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为全省森林防火期。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野外用火。凡进入林区的人员，必须遵守护林防火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二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森林植物检疫、预测预报和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森林病虫害蔓延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除治。疫区、保护区划定与解除，森林植物和林木种苗补充检疫对象，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第三十三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和发展自然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自然资源，拯救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物种。对古树、名木实施重点保护，具体名录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第五章 限额采伐与木材运输
第三十四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组织森林资源调查，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制定森林采伐限额，并指导铁路、公路、煤炭、部队等行业和部门，编制森林采伐限额，其采伐限额在本地采伐总限额之内进行管理。采伐限额经省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
依法确定的商品林采伐限额实行5年总量控制，年采伐限额可以调剂使用。
生态公益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禁止采伐的林木不得编制森林采伐限额。
第三十五条 采伐林木实行许可证制度。采伐单位和个人须依法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许可证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印制，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铁路、公路等部门自有林木的采伐许可证，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核发。
遇有紧急抢险，必须就地采伐林木时，可以免除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但事后组织抢险的单位和部门应将采伐情况报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
第三十七条 木材及林区林木产品实行凭证运输。出省运输证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核发。省内运输证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印制，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单位核发。
省内木材运输证，依据林木采伐许可证办理；再次运输的凭上次木材运输证办理。
第三十八条 林业行政处罚没收的木材及林区林木产品运输时，依据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办理运输证，并计入当地采伐限额。
农村居民自留地及房前屋后自有木材、旧房料的运输，依据合法有效的木材来源证明，由乡级人民政府盖章后到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木材运输证。
第三十九条 出省木材及林区林木产品运输证，依据省内运输证和森林植物检疫证办理。签发出省运输证的单位，应同时配发省内运输证。
第四十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木材检查站，可以对运输的木材和林区林木产品、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运输证、森林植物检疫证进行检查。对违法运输的，有权查处。
第四十一条 在林区和天然林接壤的林缘区一律不准设立木材市场。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经有关部门同意后，可以进入货场、车站、码头、市场，对木材、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运输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擅自改变林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国有林业单位经营范围的，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未经批准，开展森林旅游活动的，责令停止旅游活动。
未经审核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审核，非法侵占林地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退还侵占的林地。
因上述行为使森林、林木遭到破坏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滥伐林木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四十三条 超过批准数量征占用林地和临时使用林地逾期不交还的，按非法侵占林地处罚。
第四十四条 在封山和封沙育林地、更新造林地和其他幼林地，进行砍柴、放牧、毁林开荒及其他毁林活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移动或者损坏林业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无证采伐、不按规定采伐或超限额采伐的，没收所伐林木，并以滥伐森林、林木进行处罚，滥伐林木的限额在下年度采伐限额中扣除。
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从采伐林木之日起，连续2年没有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责令限期完成更新造林任务，可并处更新造林费用2倍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 无运输证件以及使用过期运输证件，或者使用涂改的运输证件运输木材及林区林木产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盗伐、滥伐国家和本省确定的重点防护林、特种用途林和珍贵树木以及非林区林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依法委托的单位实施。
第四十九条 超越职权审核征占用林地的，审核文件无效，责令退回林地。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木材检尺人员玩忽职守，造成超方运输木材的，责令赔偿超方部分的木材价款，并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从事森林资源保护、林业监督管理工作的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的有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拒绝、阻碍林业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林地，即林业用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竹林地，未成林造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经济林地，苗圃地，科学试验林地以及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管理使用的其他土地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
林区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中载明的森林分布区域。
林缘区是指与林区相接壤的乡镇行政区域。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1992年4月25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1997年7月30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的《甘肃省实施森林法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还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反映了国家本位主义和社会本位主义下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本质观。前者意在推行国家外造秩序，因此必然由国家官员主导，采职权调查模式。后者力图恢复社会内生秩序，因此必然由冲突双方主导，采当事人对抗模式。前者的目的在于准确地实现国家刑罚权，因此其价值也就在于发现真相。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妥善地解决社会冲突，因此其价值在于利益平衡。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呈现出了从国家本位主义向社会本位主义过渡的转型期特征。
学界一般认为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而刑事诉讼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活动，也就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那么，刑事诉讼能否既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又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呢？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
一、背景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几个环节与诉讼及刑事诉讼的本质密切相关：
首先，国家是自社会中产生的，是社会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其最先是以中立的裁判者的姿态出现的。在诉讼产生之前，社会冲突主要靠血亲复仇来解决，这种通过消灭或者征服对方来解决冲突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场更大的暴力冲突。因此，为了防止冲突双方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中把自己和整个社会都消灭掉，就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来对冲突做出中立的评判。这个裁判者应当具有能够使冲突双方都愿意遵从其裁判结果的权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日益扩大，仅靠德高望重者的个人权威已无法胜任这一裁判者角色，因此，国家便以一种至少在表面上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姿态应运而生了。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由于尚未形成国家的“自然状态”存在种种不足，因此，就需要“设置一个人所共知的权威，使这个社会里的每个成员在受到任何伤害或出现任何争执时可以向它申诉，而且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它的决定。”[1]（P． 461）这个“人所共知的权威”就是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国家。恩格斯也将国家的产生与社会冲突的解决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P． 170）可见，国家最初就是以社会冲突裁判者的身份出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必须是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而才能显示出其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中立姿态。
其次，国家之公共利益代表人身份的取得使得其本身被卷入了社会冲突之中，并成为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P． 170）。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联系日趋紧密，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但是，社会全体成员却很难通过由所有实际的个人联合起来的方式来直接确认和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必须寻求利益的代表者，国家便由此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P． 132）值得强调的是，国家所代表的这种公共利益是“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是抽象的利益，它可能确实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并不符合。而正是由于这种“脱离”，导致国家成为一种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再次，在社会与“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应当以社会为本位，还是应当以国家为本位的问题，也即谁是手段，谁是目的的问题。在国家本位主义下，国家力图凭借国家强制力统治和管理社会，国家统治本身成为目的，维护国家统治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本位主义下，国家权力仅被用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国家统治并非目的，社会发展才是目的，防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对社会自治形成不必要的干预，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而究竟是采国家本位主义还是采社会本位主义又取决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看法：如果认识到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抽象的，是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相脱离的，就会采社会本位主义。如果把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则会采国家本位主义。
最后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或者说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问题。国家与社会在客观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具有统一意志的“虚幻的共同体”，后者则是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现实的交往体系。但是，国家本位主义的发展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被广泛、普遍地纳入到国家的规划与管理之中，也即社会被国家化。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则意味着：在认识层面，要从国家与社会胶合的迷雾中发现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并树立社会本位主义的观念，防止社会为国家所吞噬。在现实层面，要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4]（P． 3）从国家权力阴影的笼罩中救赎出来。
二、本质分析：社会冲突解决方式和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
在私人冲突中，国家是超脱于冲突之上的，并由此获得了社会成员对其中立立场的普遍信任。此时，国家与私人裁判者一样，其权威来自于社会公信力，而非来自于国家强制力，诉讼则“主要是摹仿私人生活中可能要做的一系列的行为，即人们在生活中发生了争执，但在后来不得不把他们的争执提交和解。高级官吏谨慎地仿效着临时被召唤的一个私人公断者的态度。”[5]（P． 211）
然而，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一些过去仅被认为是侵害了直接受害人个人利益的行为开始被认为是侵害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即构成了犯罪。另一方面，国家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也就取得了代表社会全体成员追究和惩罚犯罪的国家刑罚权。由此，各国刑事诉讼的本质出现了分化：一是演变为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也即成为了国家借以实现其刑罚权的手段；二是保持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本质，由具有独立人格的裁判者，而非作为冲突之一方的国家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
（一）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
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冲突：一方面，犯罪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犯罪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力对犯罪施以惩戒；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滥用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国家权力滥用也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国家权力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防范和抑制。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社会冲突就是既要依靠国家权力惩罚犯罪，又要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侵犯人权所形成的社会冲突。
要充分理解这一社会冲突，就必须以社会为本位，对该冲突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一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抽象利益，这种抽象利益未必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现实的共同利益。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共同利益或公益这两个术语直到今天仍是最难给出明确定义的概念，因此，由统治集团的利益所指向的几乎任何内容，都有可能被塞到这些概念当中去。”[6]（P． 2）并且，在因公共利益受到犯罪侵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中，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实际上已经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其只能是冲突的一方当事人，而不能再出任裁判者，否则就违背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
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也并非处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对立面，而是居于其中的。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是以所有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为内核的，脱离了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也就无所谓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社会全体成员中的一分子，从理论上讲，任何不特定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如果纵容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利益的侵犯，实际上等于是将社会全体成员都置于了可能遭受国家无端怀疑和任意侵犯的危险之中，因此，国家权力滥用所侵害的并不仅仅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对犯罪的惩罚固然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同样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因此，控辩双方之间的冲突绝非简单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再次，冲突的解决应有利于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而非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此，只有当冲突的裁判者作为社会普通成员的代表，而非作为国家的代表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时，才最有利于维护这一现实的共同利益。而充任裁判者的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在现实社会中有两种：一是陪审团，二是独立的法官。陪审团本身就是由随机抽取的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因此当然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英美夸张的说法里，陪审团审判是惟一公正的审判方式[7]（P． 260）。至于独立的法官，是指法官应当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非国家的代表，来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作出中立的裁判，其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性来自于这样的假设：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理性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司法独立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
将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反映了对犯罪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的简单化理解。一方面是将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了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是将本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之内核的个人利益置于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由此，复杂的利益关系就被简单化了，刑事诉讼也就相应地被简化成了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在此种刑事诉讼中，国家不再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而是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并且凭借国家强制力成为冲突中具有话语权的一方。其参与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中立裁判，而是为了惩罚侵害了由自己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个人，从而从一个裁判者演变为了一个治罪者。刑事诉讼也随之脱离了诉讼原有的由冲突双方和中立的裁判者所组成的三方构造，而演变为实质上的两方构造，一方是拥有刑罚权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国家刑罚权所指向的个人。即便是检察制度的确立使得刑事诉讼具有了三方构造的外观，但是，只要法官是代表国家的而不是独立的，是以惩罚犯罪而不是以中立裁判为己任的，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本质就不会改变。换句话说，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控审分离和裁判者中立，刑事诉讼也就只能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
三、功能分析：内生秩序促成型与外造秩序推行型
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两类，一是源于外部的“人造的秩序”，它是指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6]（P． 55）；一是源于内部的、自生自发的“增长的秩序”，它是众多人之间的互动模式所显示出的一种并非任何人可以创造的秩序，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6]（P． 56）。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外造秩序”和“内生秩序”。
“社会”这一术语所描述的正是一种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6]（P． 68）。至于国家，从其产生来看，它是社会内生秩序的一部分，哈耶克曾援引弗格森的话说，即便是国家的建立也是偶然的，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8]（P． 59）。恩格斯也说过：“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2]（P． 170）但是，国家一旦产生，就会试图凭借国家强制力来管理和控制社会，推行一种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的外造秩序。
从功能角度来看，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是一种“外造秩序推行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推行符合国家意志的外造秩序；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则是一种“内生秩序促成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前者以国家为本位，将犯罪视为是对国家统治秩序的破坏，而维护或恢复秩序的方法就是要对破坏了这种秩序的个人予以惩罚和对潜在的秩序破坏者予以震慑，刑事诉讼也就由此被设计成了国家依靠强制力来确定谁是犯罪人和惩罚犯罪人的一种犯罪调查活动和治罪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国家实际上是要推行其所期望的统治秩序；后者以社会为本位，其力图为冲突双方提供一个中立的论坛，期望能通过由冲突双方共同主导的诉讼来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其对司法独立的强调，也正意味着，司法权不应当成为国家旨在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权力[9]（P． 59）。
四、模式分析：当事人对抗模式与职权调查模式
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着刑事诉讼的模式，反之，刑事诉讼的模式也反映着刑事诉讼的本质。我国的模式理论主要关注于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划分类型多而凌乱。西方理论则大多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两种具有一定对立特征的模式，这些对立特征恰恰是对刑事诉讼不同本质的反映。其中，有代表性的划分包括“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争斗模式”与“家庭模式”、“弹劾模式”与“纠问模式”、“对抗模式”与“非对抗模式”等。那么，在这些众说纷纭的模式划分理论中，哪种划分更能揭示出刑事诉讼的本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