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民政府
葫芦岛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葫芦岛市人民政府令
第81号
《葫芦岛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业经2005年6月2日葫芦岛市第三届人民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张竞强
二00五年七月三日
葫芦岛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能,强化行政责任，防止、减少并追究行政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辽宁省行政执法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政府对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的问责。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市政府部门，包括政府组成部门、议事协调机构、直属机构、特设机构、派出机构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市政府部门）。
本办法所称行政首长问责，是指市政府对市政府部门的行政首长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致使所领导的机关执行不力、管理不善、政令不畅，影响政府工作正常开展，损害公共利益，侵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依照本办法予以过问，并对造成的不良影响或后果追究相应责任的行政监督制度。
第四条 市政府部门的行政首长应当严格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职责和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有效完成上级机关交办的各项工作，严格依法行政，自觉接受监督。
第五条 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一）效能低下，执行不力，影响政府整体工作部署的：
1、无正当理由，未完成《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其承担的任务或对市政府的指示及交办事项未予认真落实的；
2、本部门对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和行政执法监督整改意见以及司法审判作出的裁决不予及时落实的；
3、不履行或未认真履行职责，致使一个时期的某项重要工作未能按时完成，影响全局工作进程的。
（二）法制观念和责任意识淡薄，致使公共利益或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失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1、对安全事故隐患监管不力，造成重大人身伤亡事故和经济损失的；
2、在重大自然灾害、重特大事故、重大突发事件或重大信访案件等事关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危的紧急时刻，推诿塞责，懈怠拖延，未及时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实施有效救助或进行妥善处理的；
3、组织大型的群众性活动，未采取或落实有效防范措施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
4、瞒报、虚报、迟报各类事件、案件等重要情况和数据的。
（三）因违反法定依据和程序导致决策失误，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
1、建设项目发生严重质量和安全问题的；
2、随意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国有资产，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3、违法决定采取重大行政措施，导致群众大规模集体上访或重复上访，或引发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的。
（四）不严格依法行政或治政不严、监督不力，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影响或其他后果的：
1、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报经政府前置审查，致使与上位法或上级规定相抵触，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或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2、机关行政效率低下，工作态度生硬，服务质量较差，群众反映强烈的；
3、监督管理不力，致使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或徇私舞弊等行为的；
4、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借职务之便为家庭或社会人员从事非法活动充当保护伞的；
5、指使、授意下级弄虚作假，骗取荣誉或从事违法活动的；
6、对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予以包庇、袒护或纵容的。
（五）言论有损公务员形象，举止失于检点，违反工作时间禁酒规定，情节严重，在机关内外造成不良影响的。
（六）市政府认为应当问责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市长发现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情形之一，或根据下列情况，可以决定启动问责程序：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市政府提出的附有相关证据材料的举报、控告；
（二）新闻媒体曝光的材料；
（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问责建议；
（四）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提出的建议；
（五）政府法制、行政监察、审计部门和政府督察机构提出的问责建议；
（六）工作考核结果；
（七）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向市长提出的问责建议。
第七条 问责程序启动后，市长或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可以责成市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首长当面汇报情况。
市长或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听取情况汇报后，认为该部门行政首长确属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且事实清楚的，市长可决定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研究追究责任的方式；认为需要进一步核实，可按监督职权范围责成政府法制、监察、审计部门或政府督察机构调查核实。
第八条 承担调查核实的部门或机构，应当严格遵循相关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
被调查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在接受调查的同时，应当采取积极措施，纠正错误或者扭转工作不力的局面，尽力挽回损失，减少不良影响。
第九条 负责调查的部门或机构应在调查工作结束后将调查结果书面告知被调查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并询问其对调查事实有无异议。
第十条 调查工作应在市长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并报告调查结果，同时按下列规定提出处理建议：
（一）负责调查的部门或机构认为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存在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或事实情节轻微的，应向市长提出终止问责的建议；
（二）负责调查的部门或机构认为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确有本办法规定问责情形之一的，应提请市长对该部门行政首长追究责任，并提出追究责任方式的建议。
第十一条 市长根据调查报告决定不予追究责任的，负责调查的部门或机构应将调查结论和市长决定书面告知被调查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
第十二条 市长根据调查报告决定按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追究责任的，应责成负责调查的部门或机构将调查结果及处理建议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
被调查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可在常务会议上进行必要的陈述和申辩。
第十三条 市长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情况决定追究责任的方式，由承担本办法综合协调的政府法制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追究责任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并告知复核、复查申请权。
第十四条 对行政首长问责追究方式：
（一）取消本年度评优、评先、奖励资格；
（二）诫勉；
（三）通报批评；
（四）责令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作出书面检查；
（五）通过市级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
（六）停职检查；
（七）劝其引咎辞职。
前款规定的方式，可以单处或者并处。其中，作出第一至第五项的决定，应当送有关机关备案；作出第六、第七项决定的，应当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和任免程序办理。
第十五条 被问责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对问责决定不服的，可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市政府申请复核。特殊情况，申请复核期限可延长5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 市长决定复核的，可根据复核申请的内容责成原调查部门在7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核报告，也可另行组成调查组进行复查，并在20个工作日内提交复查报告。
复核、复查期间，原追究责任的决定可以中止执行。
第十七条 市长根据复核或复查报告，可分别作出以下决定：
（一）原调查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原问责决定继续执行；
（二）原调查报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情节轻重有偏差的，改变追究责任的方式；
（三）原调查报告有重大错误的，终止原追究责任的决定。
第十八条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调查报告出现重大错误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情形之一且该行为涉嫌违纪的，转交纪检监察机关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前款的处理情况，应向市长书面反馈处理结果。
第二十条 受到纪检机关警告、严重警告或监察机关警告、严重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市长仍可决定按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方式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对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行政首长的问责，参照本办法执行。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可参照本办法，对下级政府和部门的行政首长进行问责。
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行政部门可参照本办法，对下属部门的行政首长进行问责。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所称的诫勉，指市长或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的决定对被问责的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给予批评、教育和责令限期整改。
第二十三条 对市政府部门副职问责的具体办法，由市监察部门根据本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葫芦岛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国企改革新药方：虚拟私有化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会议发言稿，后被《新青年●财富》杂志略加删减后发表于2003年6期
中国既需要、又不需要的产权私有化改革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所出现过的最佳资源配置机制，发祥于以“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象西方一样进行一场“产权私有化运动”？国有企业要不要进行“私有化改革”？
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私有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剩余利润的占有，这是对所有者的激励；（2）资产的排他性独占，这使所有者产生一种对“自己财产”的关心动机；（3）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促使所有者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非个人挥霍，最终增加全社会的实际财富。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些学者认为需要进行产权私有化改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缺位。国企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全民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上的所有，全民不可能对国企进行有效监督；再者，全民也根本没有、或无法把国企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自己的“内化动机及任务”。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无论是家族集团还是机构投资者，其最终的“委托人”（即所有者）都是清楚的自然人。所以，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之链条中，只可能在一个环节上（即经营者环节）出问题；而中国却可能在两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一个是经营者环节，另一个是所有者环节。经营者环节出了问题，只不过是下游，可以通过迅速更换经营者来解决；而如果所有者环节出现了问题，则是上游、是根源，整个链条都有可能崩溃。
2、主管部门及其官员很可能缺乏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内在动力激励。国有资产虽是“国家所有”，但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象自然人一样的生命体，必须把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交由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去“代理”。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滋生腐败。
3、国家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员”，同时又大量兴办国有企业、充当“运动员”之角色，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和职能集于一身，就有可能损害市场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导致“假球”、“黑哨”频频发生。
以上是“中国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理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中国不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原因，主要有：
1、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之高低，并不绝对取决于私有化程度的大小，而主要取决于资源由谁来配置。由市场进行公平等价交换的资源配置，就是市场经济；由非市场的各种因素进行配置，如自给自足、政府统管、军阀掠夺、黑恶强索，则不是市场经济。例如，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剧变之后，虽然私有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但它们的经济并没有同步市场化，相反，它们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如中国。
2、现在中国的民心国情难以容忍彻底的产权私有化运动。虽然中国民众反对计划经济的“一大二公”，但也并不赞成国企一下子全部私有化。毕竟，在这个“人权时代”里，我们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不能牺牲多数人的民心来换取激进式的所谓“合乎理性”。理性是冰冷的、是灰色的，民心及多数人的人权才是活生生的、常青的。
国企新药方：虚拟私有化改革
既然中国的国企改革面临着上述两难处境，在这种大背景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药方。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它的成功运作需要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比如：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尖锐的劳资关系、无情的弱肉强食、大批失去土地及工作的无产者、动荡不安的政治斗争、甚至酿成经常的军阀政变，等等。（西文国家花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为什么在美国能顺利运转的“实在私有化”制度一旦移植到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里，就失灵了、甚至雪上加霜了？深层原因就在这里。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虚拟私有化改革不可一刀切
国有企业的虚拟私有化改革不可一刀切，要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1、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要坚决地、无限制地推进虚拟私有化改革。受计划经济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中国的国有企业广泛地分布在竞争性行业里，与民争利。政府同时扮演着竞争性行业的两个角色（裁判员和运动员），这两个角色是相互冲突的，当政府在裁判国企与非国企之间的竞争时，就有可能偏袒“自己的运动员”。从长远来看，国企应逐步淡出竞争性行业。虚拟私有化改革不仅能解决当前的竞争性国企弊病，也为将来国企布局的战略转移奠定基础。
2、公用性的国有企业可以尝试进行有节制的虚拟私有化改革。公用性的行业大都是自然垄断性质，在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还不适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所以，公用性的国企在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时，要有所节制，不能象上述的竞争性国企那样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从股权结构上讲，至少应保证国有股占51%以上。
3、政策性的国有企业如兵器厂、印钞厂之类，由于它并非以盈利为目标，而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故不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
国企主管官员也要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
国企虽然在经营者环节上进行了虚拟私有化改革，但最大的股东仍然是国家，经营者的升降去留仍取决于这个最大的股东。代表国家来行使所有者权利的官员如果不廉洁奉公，就会抛弃“择优聘用、优胜劣汰”的用人规则，沦为“择亲任用、劣胜优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虚拟私有化改革就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助长官员腐败。
失败国企的现状是：先有“所有者代理环节”（即主管官员）的失败，再有“经营者代理环节”的失败。如何治理“所有者代理环节”的失败？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通过一面重奖、一面严罚，有效地治理“所有者代理环节”的失败。
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对此有个比喻，他说：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
虚拟私有化不是承包制
虚拟私有化并不是承包制。我国国企早就试行过承包制，但结果并不理想。原因何在？（1）承包制助长了短期行为，虽取得眼前一时之利，但从长远来看，它加速了国企的衰败，过度透支了未来的国企资源和利益。（2）承包者只取得承包期内的一定私利，并不拥有长久稳定的国企股份，所以，它实际上不但没把承包者的外部性转为内部化，反而加剧了外部性。这突出表现为承包者的普遍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焚林而猎。（3）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承包制更倾向于“债权”，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物权”。虚拟私有化则是一种物权，而且是一种“自物权”（所有权）。
国有股减持与虚拟私有化
虚拟私有化是在国企内部进行的产权改革，从技术层面上看，它是国企的内部治理结构。它侧重于激励国企经营者和主管官员。从本质上讲，它的行为价值取向仍不是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
国有股减持并不是虚拟私有化，而是实在私有化。它是指政府把手中的国有股卖出去，由社会公众购买，从而使国企的股份分散化、私有化（或称民有化），逐步把国企变为民企。可见，它是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其行为价值取向是朝市场导向型转变。
虚拟私有化只是一种当前的、过渡的国企治理技术，其有效性不如国有股减持和民有化。最终，当我国达到“全民皆股东”的高度时，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也就调整适当了，企业成了市场导向型的治理结构，当然也不存在国企顽疾了。届时，虚拟私有化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